袁武振 | 献身中国革命的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
温奇·海伯特，中文名叫冯海伯，德国共产党员，犹太人。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得牙科博士学位。他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的第一家房客，在西安事变中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冯海伯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1931年被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出境，后经其美国朋友格兰尼奇介绍来到中国，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参加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组织的外国朋友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团体“美国之友社”，还参加了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路易·艾黎、汉斯·希伯等外国旅沪进步青年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解决苏区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通讯器材问题，中共中央指示在东北军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联络员刘鼎负责采购。1936年初，红军和东北军、17路军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双方达成在西安建立红军秘密交通站的协议。刘鼎为交通站作了巧妙的设计：它应该是一所医院，这样大量的医药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容易瞒过特务的耳目。
刘鼎为此去了上海，请史沫特莱帮助物色人选。史沫特莱认为冯海伯能胜任这个工作，向刘鼎推荐了他。刘鼎一见他就说：“西安可比上海苦得多！”冯海伯眼睛眨了眨回答道：“对我来说，最苦的是没有工作干！”从此，冯海伯把自己同中国人民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
1936年6月，冯海伯与助手携带全部设备和药品来到西安。刘鼎雇了辆黄包车，邀冯海伯游览古城并察勘医院地址。他们转来转去看了几处房子，都觉得不尽满意。当转到革命公园西边沿崇廉路(今西七路)一线新落成的七贤庄公寓时，冯海伯眼睛一亮，连声说好。此地北靠城墙，东邻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是一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刘鼎心中也是一喜，觉得这里确是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房子气派，特务必心存畏惧，不敢胡来捣乱。虽然房租昂贵，刘鼎一咬牙，拿出200块定金，将七贤庄一号院租了下来。很快，一号院挂出“德国牙科博士冯海伯牙科医院”的铜招牌，冯海伯“开业”了。刚从上海出狱准备经西安去陕北的邓中夏的妻子李夏明也被留下来，既当冯海伯的牙医助手，又在交通站坐机关。
冯海伯曾在上海给张学良治过牙病，来西安不久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有此招牌自然吸引了不少东北军和17路军将校及地方士绅经常光临，委实迷惑和震慑住了国民党特务，这就给刘鼎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鼎通过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以及各地其他朋友购买的各类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安。物品积攒到一定程度，就由东北军67军军部的汽车，或由王立人、刘向三出面雇请商车，运到陕北。这些物资，不仅“苏区够用了，还为以后的抗战作了准备”。
牙科诊所又是陕北“红中社”电台广播的转播扩大站。当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种武装与红军联合抗日，对全国各地转发无线电报是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之一。可是陕北苏区当时仅有一部电台，而且功率很小，东南沿海、西南方向收听不到。考虑到西安用电方便，中共中央指示在七贤庄建立一个转播电台。于是刘鼎请土专家涂作潮在一号院地下室安装了一部电台，由彭绍坤与一位姓王的同志操作。他们白天收听陕北苏区“红中社”的新闻电讯稿或公开明码的党的宣传文件，晚上夜深人静时再转播出去。
鉴于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刘鼎从未向冯海伯讲明安装电台的真实意图，也从未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作为一个早就从事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共产党员，而且又深谙中国政治生活的冯海伯对这些心有灵犀。每当他看见地下室放好收发报机，便一声不响地帮起忙来。报务员一上机，他就拧开从上海带来的大收音机，把开关开到最大的位置，以干扰外界听到电台的声音。电台于1936年8月开始工作，很短时间就有了反响，不仅国内各地能收听到，就是南亚、苏联、日本也收听到了陕北苏区的声音。在当时那种历史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能及时播出去，其意义是何等的重大!
牙科诊所还成为联系陕北与上海、香港等地的桥梁。从南方各地到陕北去的部分中共地下工作者、爱国进步志士，就是通过这个秘密交通站联系安排的。1936年九、十月间，女作家丁玲到了西安。她是在遭特务绑架，在南京监狱里囚禁了3年之后被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出来的。她到西安的第二天，与潘汉年在一家小旅馆里接上了头。通过潘汉年，丁玲不久便搬到了七贤庄，在牙科诊所里等候前往保安。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冯海伯说晚餐有客人，要多杀几只鸡，多准备一些汤和点心、咖啡。他平日里老成持重，此刻却表现出了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李夏明和丁玲为他高兴，守在厨房为客人精心准备丰盛的晚餐。
当饭菜准备停当的时候，冯海伯请她们到前边去同他的朋友见面。丁玲兴冲冲地走进客厅，只见沙发上坐着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站立在窗前。丁玲几步扑了过去，同史沫特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悄悄地流在老朋友的衣襟上。冯海伯、李夏明、史沫特莱、丁玲团团围住斯诺，听他讲苏区的生活，讲毛泽东、周恩来和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讲苏区的人民、妇女和儿童，还看他在苏区拍摄的照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把5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用3种不同的语言轻轻地唱起了《国际歌》。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熟睡的市民们被枪声惊醒，都在倾听外边的每一个动静，猜测发生了什么变故。冯海伯披衣下床，走到院子里抬头四处望了望，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想起这天同史沫特莱有个约会，决定提前赴约，马上就去西京招待所，看消息灵通的史沫特莱能够提供些什么情况。他拉开门栓，开了一扇侧门出了院子，沿北新街向南走去。此刻，天色昏暗，只有一线亮光透出东方的天际，街道两侧仍是黑麻麻一片。
“谁？！口令！”突然一声断喝。冯海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似乎听出语调中所含的威胁，稍一犹豫，拔腿就往回跑。“哗啦”一声，对方子弹推上了枪膛。“站住!”枪声爆起，冯海伯身中三弹倒在路边。一个排长带了几个士兵慢慢围了上来。这是收拾一号院隔壁那家特务电台的杨虎城的部队，在警戒中不慎误伤了冯海伯。士兵们架起冯海伯，将他送回一号院。他忍着巨痛，拿起注射器，给自己打了一剂强心针。李夏明扶他躺到藤椅上，听他说了简单经过。一个多小时后，冯海伯因失血过多而逝世，没有留下遗言。
“出了大事了！”李夏明对闻讯赶来的刘鼎着急地说，“冯海伯给人打死了!”刘鼎立刻把情况报告给红军代表叶剑英和张学良、杨虎城。张、杨十分恼火，认为这件事给他们的义举蒙上了不良影响，决定处决那个带队的排长。刘鼎、王炳南和王政等人为了大局，分头讲情，把这个排长保了下来，让他在抗日战斗中立功。叶剑英把安葬冯海伯的任务交给王政，特别指示要在他的遗体上覆盖党旗。王政找来了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一副棺木，订做了墓碑。
1936年12月19日、20日、21日，西安《解放日报》(原《西京日报》连续3天刊登了王炳南撰写的讣告——
牙医博士冯海伯葬期
冯博士德国犹太人，柏林大学毕业。1931年为德国法西斯政府驱逐来中国。今春来西安任张学良将军牙医顾问，得张氏帮助，在西安开设牙科医院。不幸于双十二事变中为流弹所伤，不克医治而亡。现蒙张、杨两将军抚协，弟等以同学关系除承办善后外，特选于本月21日上午10时安葬冯博士。朋友颇多，恐通知不周，特此登报声明：凡来送葬者，无任欢迎。
安葬冯伯特那天，鹅毛大雪不停地下着。古城西安银装素裹，南郊的雪野安静肃穆。伴随着无声无息飘落的雪花，冯海伯的遗体被安葬在一处山包上的公墓，镌刻着“牙科大夫冯海伯之墓”的石碑竖立在他的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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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强 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