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振 | 习仲勋与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至1952年底，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由于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先是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北广大地区，后又入朝指挥抗美援朝作战，习仲勋实际主持着这一时期西北大区的全面工作。
主政西北时期的习仲勋
主政西北期间，面对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的实际，习仲勋带领广大群众在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致力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平抑物价，实现了西北地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勋注重抓好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植树造林、铁路建设等基础性工作，改善了西北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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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习仲勋和彭德怀等西北局领导人毫不畏惧，迎难而上。1950年3月24日，习仲勋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讲话中满怀信心地说：“今天，我们在全国胜利了！在西北胜利了！因而我们的工作重心，进入了一个新环境，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已由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新时期。”他说：“当责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情办好，也就一定会办好。办法就是学习。应当向内行人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苏联学习。”
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习仲勋和西北局有重点地开展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习仲勋在多次会议上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诫各级干部：“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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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抑市场物价，制止通货膨胀
为了制止投机资本操纵市场而加剧的经济混乱，习仲勋和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新解放城市进行了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的斗争，精心部署了一场集中调运物资、适时抛售的“经济战”。西北局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
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1950年1月，习仲勋任主任的西北5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成立。习仲勋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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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中央政府实际上负担着军事费用、恢复生产投资、赈灾救济等巨额支出，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庞大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决，这是通货膨胀依然存在的深层次原因。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
习仲勋和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这个《决定》的重要性。3月9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18日至24日， 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习仲勋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讲话，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事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他认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
习仲勋提出在西北目前具体情况下，必须坚决做好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以增加国家收入，减少国家的困难。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树立巩固胜利的观念，提高认识，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这次会议按照政务院的《决定》和习仲勋的讲话精神，重新制定了1950年西北地区的财政收支概算，收入超过原定任务的8%，支出缩减50%以上，财政赤字由占总支出的70%以上降到40%左右，西北区级机关机构在严格核实人数和统一编制的基础上编制减少50%左右，军费和行政费支出减少20%左右。
习仲勋领导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使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对广大人民稳定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1950年1至3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66%，4月份完成85%，5月份完成103%。西北地区60种商品的平均价格1950年3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4月份较2月下旬跌落了52%，5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1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
04
调整城市工商业，进行工厂民主改革
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一定的阵痛。通货膨胀被制止后，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许多城市工厂开工不足，市场萧条，影响到社会人心的安定，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为此，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央确定调整工商业必须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3个主要环节。
按照中央的部署，习仲勋和西北局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西安市10个政府单位在全市各主要行业加工订货，共支付加工费约230亿元（旧币），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难关。国营贸易机关充分发挥调剂供求和调整物价的作用，保持各种商品的适当牌价，使合理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取得正当利润。
1950年三、四月间，习仲勋又主持召开西北首届交通、电业、纺织等专业会议及西北首届工业会议，讨论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本地产品垄断地位丧失后所遇到困难的问题。5月，习仲勋和西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届工业会议，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了整顿与改造旧企业的方针与办法，根据市场与资源条件，审定了事业计划，确定了发展扩大、缩小合并、停办缓办与维持生产现状的方针。重点发展了电力、纺织，主动地停办了11个小工厂，合并了5个工厂。之后，又分别召开了西北区面粉、纺织、火柴、煤矿等专业会议，克服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相对地、初步地带有计划性。
1950年5月，西北局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习仲勋在讲话中要求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在公营企业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工人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这次大会号召面向生产以后，广大职工群众开展整编、精简、清理资产、反浪费运动以及生产竞赛，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制度等工作，更促进了广大职工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数量增加，质量改进，成本减低，绝大多数的公营厂矿不仅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的情况下不为外来产品挤垮与度过了去春的困难，并在完成上缴的折旧利润任务外，还有盈余。
习仲勋和西北局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两年多辛勤努力，完成了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为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1951年底，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以1949年为基期，石油生产增加110%，电业设备增加85%，发电量增加44%，售电量增加96%，机器工业增加25%，纺织工业布产量增加18.3%，纱产量增加38%。1951年国家在西北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西北时有国营企业资金的总值，私营企业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西北地区经济又有较大发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普遍恢复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平。
袁武振 | 痛哉，民族骄子——1946年全国悼念“四八”烈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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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