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振 | 国际友人在延安的活动及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在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在共产国际、国际援华组织及同盟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纷纷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那里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战斗。他们尽管职业不同，目的有别，情况各异，但都不同程度地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那种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所吸引、所感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1
外国记者和作家报道中共抗战主张和敌后军民抗战业绩
抗战时期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国际友人，是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宣之于世、告之于民，进行了多方努力。毛泽东最终认为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
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托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苏区访问。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4个月的采访，全面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日益迫近的中日战争的见解、红军将士的军事政治素质及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主要有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美国记者白修德(西奥多·怀特)，以及有美、英、苏等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埃德加·斯诺也于1939年9月重访陕北。绝大多数外国记者访问后，都能够客观真实地向外界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业绩。
贝特兰是1937年9月访问延安的，就中共抗战期间将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等重大问题采访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整理后予以公开发表，并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为了解那些“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他于1944年底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等中共领导人，与贾安娜合作完成了《中国的惊雷》一书。书中称颂延安人是一支正在壮大着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
1944年夏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影响更大，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在记者团访问延安以前，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长达5年的军事包围和新闻封锁，“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的抵毁、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记者团的来访就“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
记者团中的外国记者，写下了许多介绍敌后解放区的文章和书籍，如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即《北行漫记》)、莫里斯·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以及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红色中国挑战》等等，都如实地介绍了作者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
02
外国医务工作者在根据地救死扶伤
黎巴嫩血统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是最早进入陕甘宁根据地的外国医生。1936年夏，他和斯诺在苏区进行了4个月的访问后决心参加红军，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并改用中国名字马海德。从此，他用听诊器和手术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服务，并为根据地兼搞外事工作。
七七事变后，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共产党员享利·诺尔曼·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
1938年3月底，白求恩和医疗队护士琼·尤恩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请白求恩立刻组织八路军的第一支战地医疗队。此后，尤恩去了晋绥抗日前线，白求恩则和到陕北度假的加拿大青年医生查理·布朗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39年11月，白求恩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朱德总司令通令全军哀悼，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
1939年2月，由队长爱德、副队长卓克以及队员柯棣、巴苏、木克等5人组织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乘坐自己的救护车并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到达延安，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了表达援华抗战的决心，他们一致决定在每个人的姓氏后加一个“华”字。
在延安参观访问后，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被派往拐峁八路军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卓克华和木克华到八路军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8个月后，柯棣华和巴苏华去了山西前线。1940年10月，巴苏华回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医院五官科主任，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留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柯棣华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柯棣华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仅32岁。1942年到达延安的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热情为边区军民治病，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医务工作者，《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此外，德国医学博士汉斯·米勒、奥地利医生傅莱、罗生特、朝鲜医生方禹镰等人，也曾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过。米勒和傅莱还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3
盟国官员考察敌后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埃文斯·卡尔逊上尉是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参赞，也是罗斯福总统派驻中国的秘密观察员。1938年4月，卡尔逊到达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张闻天、肖劲光等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观看了延安军民的军事训练，访问了一些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拍摄了许多照片。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派驻延安的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观察组组长是时任战区情报官员的戴维·包瑞德上校，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雷蒙德·卢登、约翰·戴维斯任观察组政治顾问，他们都是著名的“中国通”。成员前后共30余人，分属于美国陆军、空军、海军、战略情报局各系统。
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亲自修改了1944年8月15日的《解放日报》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并在社论中指出：观察组的到来“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分别多次接见了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实行人民战争的生动事实及各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阐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表达了积极与美军合作抗日的愿望。
观察组成员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思考陆续写成大量的军事政治报告，上报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仅在头两个月(截至9月27日)发送和准备发送的报告就达112份。谢伟思一人在1944年7月至10月就写了51份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了26份。在这些报告中，观察组确信“共产党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认为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队，素质极好，情报水平很高，士气旺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包瑞德上校曾多次建议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立即向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并说明这是观察组成员们的“强烈愿望”。谢伟思、戴维斯还建议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国共两党，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观察组的上述活动和见解，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企图，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6月29日至7月4日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各界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团长柯乐曼是英国人，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雷德和美国人雅德，他们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表示回国后要做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此外，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印(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事务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南道尔也在抗战初期访问过延安，南道尔还向陕甘宁边区捐献了1万美元药款。
04
外国科技专家支援边区建设
班威廉(威廉·班德)是英国物理学家，北平燕京大学教授。大平洋战争爆发后，班威廉夫妇冒险冲过日军封锁线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区主办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讲授高等物理、数学和理论电磁学等课程，为八路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1943年9月，班威廉夫妇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1944年元旦，毛泽东登门向他们拜年问好。
英国学者林迈可(迈克·林赛)1937年12月来华，任燕京大学经济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讲师、教授，是无线电爱好者。1944年5月，林迈可应邀到达延安，被聘为八路军通讯部技术顾问和新华社英文部顾问。他曾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造了一台可以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南印度洋的发射机，为改进八路军通讯技术，打通中共与外界联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西兰友人、“工合”技术专家路易·艾黎，1939年至1941年三次奔赴延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创办了“延安工合事务所”，为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和民用工业费尽了心血。毛泽东和叶挺曾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工业合作社运动对我国抗战作出的贡献。英国青年乔治·何克1938年6月访问延安后深受鼓舞，和艾黎一起在甘肃山丹创办“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并任校长，为“工合”运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1945年7月，何克不幸染破伤风去世，为“工合”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05
外国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随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任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编委会主任，并先后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主讲战役学。
1941年10月26日至31日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是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一次盛会，“在全世界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余位代表参加了大会，荷印职业革命家阿里阿罕为主席团主席。阿里阿罕、武亭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朱德作总报告。
日本代表森健、日本女代表原清志、朝鲜代表武亭、荷印代表毕德文(以西班牙国际纵队队员资格)、越南代表黄振光、泰国代表马纳、犹太族代表叶华和桑柏格尔德等人先后发言，一致表示东方各民族一定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坚决打死德、日、意这三只吃人的老虎而不息战斗。会议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总部设在中国延安，并在各地设立分盟。该联盟是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在会上称赞说：“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很好的现象”。
国际友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活动，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封锁，向国内外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业绩，壮大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加速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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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强 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