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友：中国没有过早去工业化

Original 张月友长江产经智库 2021-06-30

张月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一、去工业化与产业空洞化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去工业化尚没有形成共识。关于去工业化，大致流行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将其与产业转移联系起来。认为去工业化是制造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现象。这种观点认为，去工业化只应该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会出现，从而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专利。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谈论去工业化，既没有逻辑，也没有必要。但这与国际去工业化事实不符。第二种观点将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联系起来。该种认识有两个视角。其一，从“成本病”理论出发，认为技术进步和国内相对价格变化导致非农部门去工业化。其二，从需求和收入弹性出发，认为制造业就业和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型关系。去工业化是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1990年美元计价，处于转折点的收入水平大概为12000美元），制造业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连续下降，就业转向服务部门的过程。但这两者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服务化经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担忧的去工业化问题大都可以归于对经济服务化的争论。这种认识最为广泛地被理论界所接受。第三种观点将其与产业空洞化（也称产业空心化）联系起来。该认识秉持新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理论和熊彼特思想，认为“制造业是发动机”，工业与发展是同义词。去工业化就是“离制造业化”，形成“外实中虚”，削弱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而波及相关上下游产业，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和经济虚拟化，引发增长停滞、失业上升和贫困增加等长期经济问题。这种认识也有较多追随者，尤其在中国流行。

对去工业化可能导致产业空洞化顾虑重重，反映了部分学者们歧视服务业和迷信制造业的思想。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国应该警惕制造业空洞化，而不必担心服务业空洞化。而且，工业化过程中伴随制造业比重提高也可能存在“隐形产业空洞化”。比如因生产方式调整和统计制度修改，导致制造业比重在统计上提高，实际可能不变甚至下降的现象。还可能存在“产权空洞化”。比如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控制和拥有东道国某些制造业产业，造成东道国制造业产值和就业虽然并不下降，但因不拥有核心技术，也没有相关产业经营权和决策权，从而严重依赖母国的现象。更重要地是，认为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是完全负面经济现象的说法也似是而非。上世纪后三十余年，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迅速下降为特征，全球普遍的去工业化是最引人注目的国际经济发展事实之一。以经合组织（OECD）国家为例，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去工业化。在1970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制造业比重曾经一度达到26.8%，此后持续下降，到2003年只有17.3%，下降幅度超过35%。其中，在20 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英国在总就业增加的情况下，制造业就业数量减少了230多万个，下降 31.77%。在OECD成员国中，降幅最大。法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分别下降25.95%和20.35%。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最多，达到32.96%。其次是法国和英国，分别下降了27.04%和25.54%。不止经合组织（OECD）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东亚的高收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进入这一阶段。其制造业就业比重从1990年的28.7%，持续下降到2003年的19.4%，下降幅度也超过30%。伴随去工业化的国际蔓延，英国和美国理论界曾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末讨论过产业空洞化。本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产业空洞化重新成为国际经济研究热点。需要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的主要成因是，随着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外包兴起，国内“基础生产能力出现广泛的资本撤退”，而新产业发展无法弥补这一空缺。但这是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的结果，与经济全球化下，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紧密相关。而且，不论是产业资本外移，还是国际外包，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伴生现象，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因此，发达国家的产业空洞化虽然与国家经济安全紧密联系，但宏观上看，它其实是一国经济发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和追求规模经济的必然要求。微观上看，它是企业发展获得生机，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资源在全球优化配置的必经途径。甚至可以说，只要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和坚持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任何阻止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的政策努力都将是徒劳。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再度工业化”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艾米泰克在八十年代提出，但由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符合发达国家根本利益，也是发达国家追逐高附加值活动的原始动力，过去反复进行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再度工业化”浪潮，在发达国家从未成功过。近些年，随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欧美发达国家重提“再度工业化”，相继推行复兴制造业政策，甚至通过相关法案为直接提高制造业占GDP比重提供保护和补贴，但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比重仍然下降。其所谓的代表“实体经济”的制造业并未回归，相反，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经济服务化趋势进一步增强。

二、过早去工业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通过去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一国国强民富后生产供给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自然结果。甚至从净结果看，去工业化能够带来积极的长期增长效应，利大于弊。但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整体有序和可控，与其去工业化的时间、方式和内容有关：一是遵循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原则；二是制造业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大国、强国、富国流向小国、弱国和穷国，或者以流向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为特征；三是，去工业化以低端制造业为主要内容。反之，如果一些小国、弱国和穷国，或者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情况将有所不同。理论界对这些国家去工业化有较为统一的认识。那就是，他们在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制造业就业份额就已达到顶峰，开始出现工业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这被称之为“过早去工业化”。一些学者认为，“过早去工业化”使中低收入经济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处境之中，导致了拉丁美洲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过早去工业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拉丁美洲国家为典型。不同于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主要体现为就业而不是实际产出的下降（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快于其他经济部门，而其相对价格下降，其名义产出份额可能下降），“过早去工业化”国家去工业化，不仅表现为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还表现在制造业实际增加值份额的下降。比如，由于债务危机、前期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对企业自生能力与竞争环境等的不利影响，叠加华盛顿共识下放弃产业政策，转而出台激进的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政策，拉丁美洲主要国家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初开启了“去工业化”。比较突出的是，在1990年至1996年短短几年间，拉丁美洲国家工业部门就业普遍下降，其中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下降最多：乌拉圭下降了8.58%，巴西下降了6.41%，阿根廷下降了3.15%。而且拉丁美洲制造业实际产值占GDP比重（按2000年不变价核算）更是开启了直线下降模式，从1980年的27.8%到2009年的15.3%（50%的下降发生在1990年代头几年），下降了12.5%。有学者认为，“过早去工业化”是拉丁美洲国家上世纪后20年经济滑坡最直接的原因。因为“过早去工业化”使得拉丁美洲工业发展不足，削弱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导致其潜在经济增长损失超过30%，从而阻断其继续追赶更发达经济体主干道，无法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历程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支持。如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早在1950年至1980年“黄金期”，拉丁美洲国家整体已经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不少国家顺次提出了向发达国家跃进的目标。但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因为“去工业化”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导致直到2018年，拉丁美洲33个国家中，除了海地是低收入国家和几个小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外，剩下20多个国家人均GDP一直没有跨越高收入国家标准门槛值（其中20个国家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仍然艰难地挣扎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三、中国式去工业化

综上，去工业化虽然是全球经济的共同特征，但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而言，去工业化并非是一个贬义词；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去工业化不仅不合时宜，发展中国家还应努力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当前，中国正处在基本实现工业化，顺次开启全面实现工业化新征程新起点。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与其说要警惕去工业化，不如说要警惕过早去工业化。那么，中国过早去工业化了吗？

如前文所述，传统上衡量“去工业化”，最常使用的标准是就业标准。由于技术进步促进生产效率、扩大产值的同时，节约了劳动力，导致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的同时，其产值比重可能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下降未必真实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因而，更好的“去工业化”衡量标准应该同时使用产值和就业双重标准。加上以往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确实表现出“制造业实际产出下降”的经典特征。本文将中国“过早去工业化”定义为：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在未完成工业化或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见顶后持续下降。接下来识别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主要分为两步：第一，使用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双重标准确定中国是否以及何时去工业化。第二，识别中国去工业化是否“过早”。

中国当前产业结构变化的路径表现为“去农业化”而非“去工业化”。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GDP中的占比开始下降，但其全球份额仍在继续扩大。首先从制造业就业占比看，中国制造业分别有1998-2002年和2016年至今两段下行期。其中，1998-2002年持续下行段较为陡峭，2016年至今下降段较为平滑。如果掐去1998-2002年持续下行段，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几十年的时序变化上近乎一条水平线。而考察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1998-2002年的持续下行，很容易发现，这是由国有企业改制和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导致。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推进到“所有权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以1994年底出台《关于深化企业改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规范意见》和《关于选取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方案（草案）》等几个文件为标志，我国大型国有制造业企业公司化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开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试点开始的1995-1997年，我国国有单位职工人数虽然变化不大，但从1998年开始，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开始暴跌：由1997年的10766万人降到8809万人；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8336万人；到2002年滑落至6924万人。短短几年时间，我国国有单位职工减少将近4000万人。与此同时，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也呈大幅下降之势，从1995年的3076万人变为2002年的1071万人，减少200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离制造业”方式虽然“粗暴”，但方向正确。通过这次改制，中国有效解决了国企冗员和运营低效等老大难问题，也大量剥离了企业办社会职能，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接下来继续推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更健康地“加制造业”奠定了基础。从相关数据也能看到，2005年以后，我国制造业就业比重重回90年代初期高点附近，制造业就业人数在2014年继续创了新高。可见，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加的主要源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也即“去农业化”）和社会新增劳动力的增加，由“去工业化”转移到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并不多。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第一产业依然保有较高的就业比重，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与就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明显，服务业就业比重水平依旧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其次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看，2012年左右，以不变价衡量的中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行，但在2018年有些许反弹。这种下降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政策直接相关。其深层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格局调整下中国式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具体表现为总需求下降背景下“生产领域通货紧缩”和投资收益率下降导致工业部门持续去杠杆所致。尽管如此，世界制造业的中国比重继续震荡上升。这表明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国内比重下降，可能是制造业内部正经历调整升级进而转向高质量发展所致，其国际竞争力仍然维持。

图1 1990-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和增加值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分别来自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经济转型数据库和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整理。

图2 1990-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

数据来源：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经济转型数据库。

图3 1997-2018年不变价衡量的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中国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整理。

识别中国式去工业化是否“过早”，主要考察其去工业化顺序和危害，后者涉及两个必要条件。根据最新的跨国数据研究进展，第一，“过早去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比重先于增加值比重达到峰值。第二，制造业增加值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如果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30%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不能充分发挥。第三，制造业就业是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必要条件，其比重的门槛值为18%-20%。如果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峰值超过20%，将预示该发展中国家将成功跨入高收入经济体；反之，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之前，如果一国制造业就业份额的最高峰值始终低于18%，而且开始去工业化，该国将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观测中国这两个数值，第一，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1995年达到最高，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最高点出现在2012年。也即，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先于增加值比重达到峰值，这与去工业化的跨国分析结论一致。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长期维持在20%以上，最高达到22.16%。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比重在2008-2015年一直高于30%，最高达到34.53%。这些数据强烈地预示着中国将按照既定步骤实现工业现代化目标，也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际高收入经济体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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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江苏省首批重点高端智库，以南京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平台为核心，优化组合国内外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科和专家资源，以中国沿海地区高度开放、发达的实体经济为背景，深入研究探索中国实体经济的走势、趋向与政策，为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总结经验，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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