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张洁：云南瑞丽缅甸籍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与职业发展
2020年第6期
专题研究：语言与贫困
作者简介
李 佳
云南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教育。
张 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跨文化交际、外语教育。
云南瑞丽缅甸籍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与职业发展
李 佳1，张 洁2
（1. 云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提 要
全球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话题，然而现有相关研究多聚焦欧美发达国家的精英群体，鲜有研究涉及边境多语地区的跨境流动人口。“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边境地区涌现大量跨境外籍人口，影响我国边境地区的语言格局，为我国当下的语言扶贫事业带来新的发展路径。本文基于中缅最大陆路贸易口岸云南省瑞丽市的田野调查，探讨缅甸籍跨境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及其在华的职业特征和发展路径。研究发现，语言是实现来华缅籍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资本，边境地区的不同行业对多语能力呈现不同需求，以汉语为主导的多语能力不但是实现来华缅籍人口职业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最佳模式，也为中缅边境地区的融合发展带来语言辐射效应。本研究为我国边疆地区脱贫攻坚提供可参考的语言治理方案，为我国边境汉语国际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新思路，为我国面向邻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 键 词
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边境流动人口；语言能力；职业发展
一、引言
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资金和语言的流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流动的目的地不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许多中东和亚洲国家及地区也已成为理想之地（Buckingham 2016 ；Erling et al. 2019 ；Lorente 2017）。此外，流动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常见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伴随大型企业、公司的入驻和大量资金的流动，流动人口以精英多语阶层为主（Barakos & Selleck 2019 ；Heller 2007），逐渐形成以英语为主导的多语组合格局。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多发于发展中国家和边境地区，以跨境流动人口为主体，以个人或家族行为为驱动，其流动的资本量较小（Blommaert 2008 ；Omoniyi 2004）。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也称为“跨境迁移”，已有研究表明（Han 2013 ；Piller & Lising2014 ；Polanco & Zell 2017），跨境流动人口的语言学习方式和社会流动实现路径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精英阶层有很大差别。因为经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跨境人口无法像精英阶层那样到正规学校接触主流语言教育，他们常以非传统的学习方式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学习迁入地语言，社会流动方式受制于国籍和对象国的移民政策（Han 2013）。目前，对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问题研究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Piller 2016），鲜有研究涉及我国边境地区跨境外籍人口的语言使用、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状况。
在21世纪的中国，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各大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中国城镇化进程推动我国对流动人口语言问题的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以国内农业转移人口和跨区域少数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统计、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从流动人口语言选择和使用状况、语言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和迁入地的语言生态变迁等多个方面展开（卞成林，等 2019 ；魏下海，等 2016 ；武小军，樊洁 2012 ；武小军 2015 ；英吉卓玛，张俊豪 2016 ；俞玮奇 2019 ；赵颖 2016）。就语言的经济价值来看，我国学者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研究也证实了语言能力（包括普通话能力、外语能力和方言能力）具有人力资本属性，会对流动人口的收入、城市融入和创业产生影响（王海兰 2019）。对中越边境贸易口岸的语言需求分析发现，当地居民多语能力越强，获得收入的可能性越大，作为区域性国际交流工具的跨境语言是实现区域经济繁荣的保障（卞成林，等 2019）。可见，语言的经济价值具有社会时空属性，与劳动者所处社会环境高度相关，因此，研究者应采取微观、中观和宏观环境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兼顾时间和空间要素，探明特定言语社区内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与职业发展关系。
我国9个边疆省份与14个陆路邻国接壤，这些边境地区既是我国语言扶贫的关注对象，又是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口岸。“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边境口岸贸易合作项目逐渐扩大，大量邻国人口涌入我国边境城市乡镇，参与当地的生产生活，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中缅边境地区跨境人口的出现引起了多个学科的关注，已有研究涉及医疗、经贸、法治、社科和民俗领域，但鲜有实证研究探讨来华缅籍跨境人口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的关系。本文以中缅边境最大陆路贸易口岸城市瑞丽为例，从语言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Bourdieu 1986，1991），探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背景下，缅籍跨境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及其在华的职业特征和发展路径。
二、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来华务工、学习和定居的缅籍人员急剧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2011），在华缅甸籍人员数量已达39776人，位列常驻外国人口的第4位。缅籍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边境城镇，边境沿线两侧除了汉族和缅族以外还聚集30多个跨境少数民族，包括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和阿昌族等，两国边民跨境通婚、互市、宗教交往、跨境而居现象长期存在（鲁刚 2006）。在华缅籍人口数量逐年剧增，这一现象在中缅最大的贸易口岸瑞丽市最为显著。据2014年瑞丽出入境边检数据统计，在瑞丽定居的缅籍人员已达5.1万人，占瑞丽常驻人口的一半（孟姿君 2016）。瑞丽缅籍人口数量的庞大与其地缘关系、亲缘结构和缅北局势相关。瑞丽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总面积1020平方公里，西北、西南和东南三面与缅甸接壤，边界线长约170公里，边界线上村寨相连，民间便道无数，沿国界线的村寨边民互访交往密切，加上跨境少数民族长期定居中缅边境两侧，两国人口互婚互市现象比较普遍（田素庆 2017）。缅甸北部克钦邦和掸邦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地，与我国云南省接壤，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和缅甸政府常年内战，很多缅籍边民逃往中国一侧躲避战乱，寻求生存发展机会。大量缅籍流动人口涌入瑞丽和其他边境口岸，给我国境内边境城镇带来了安全隐患（张静 2013）。复杂的跨境民族结构以及边境地区安全隐患为中缅边境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扶贫战略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利用语言资源的辐射效应促进跨境人口的生存发展，构建我国与邻国融合发展的语言战略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急需解决的议题。本文以瑞丽市缅籍跨境流动人口为例，具体探讨两个问题：我国边境地区缅籍人口的语言能力和语言学习经历有什么特征？缅籍人口如何发展语言能力参与我国边境地区的生产和生活？
白天在中国打工，晚上回缅甸的劳工排队过国门的场景 / 李佳 摄
（在瑞丽定居的缅籍人员已达5.1万人，每天出入境的缅籍人员约3000人次，每分钟3人次）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缅边境最大的陆路贸易口岸云南省瑞丽市为田野调查地点，以民族志为研究路径，采用半结构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的方法了解语言能力如何嵌入在华缅籍人口[1]的工作和生活。民族志是研究流动人口语言实践与社会融入的常用调查方法（董洁 2016，2019 ；Rampton 2006），其研究特点和优势在于以个案或小型社区研究为目标，强调研究的深度和精度，主张通过对个体语言使用情况的长期实地调查，将宏观的世界历史背景、国家权力结构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因素纳入微观的分析，从而理解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利用相关语言学理论分析解释个体案例中呈现出的超越个体的语言使用规律或模式，反映社会时代变迁。我国对跨境民族的语言研究强调以田野为基础的民族志调查（戴庆厦 2014），多采用类型学的视角对语言和语言变体的本体结构进行描述，缺乏从语言政治经济学的视角（Bourdieu 1991 ；Heller 2010）探讨语言的资本属性及其转化功能对边境地区跨境人口职业发展的影响。
本调查基于一项中缅边境流动人口语言民族志的历时研究成果（Li 2017 ；Li，Ai & Zhang 2019 ；Li 2020）。笔者曾于2013年9月赴瑞丽一所国门小学进行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以教师身份接触缅籍学生家长，并通过“滚雪球抽样法”结识其他在瑞丽务工的缅籍人员。2013年9月到2019年8月之间，笔者与部分研究对象保持联系，不间断地往返田野采集数据，其后采用主题分析方法（Krippendorff &Bock 2009）对访谈和观察数据进行解析，依据研究问题找出数据之间彼此相关的主题，分层组合再归纳总结。
2014年2月，李佳赴缅甸做田野调查，站在缅甸领土上距离中国国门10米远的地方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缅甸缅族、汉族和其他跨境少数民族，平均年龄22.9岁，均来自贫困家庭，父母从事农耕种植或捕鱼业，其中多数来自缅北边境地区的掸邦和克钦邦（见表1）。这些缅籍人员（以缅甸英文国名首字母大写 M 对参与者分别匿名）来华前的语言背景各不相同，有单语者（M1，M2，M3），双语者（M4，M5，M6，M7）和掌握三语及以上语种的人员（M8，M9，M10）。缅籍流动人员在我国边境城市瑞丽市从事不同职业的工作，其月收入受语言能力、工作时间与工作性质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浮动。总体来看，语言能力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有的工作收入受季节变化影响（M5，M8），有的需按提成分配月薪（M7，M9，M10），有的与工作年限和职位相关（M6，M8，M10）。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一）在华缅籍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与其职业发展密切相关
不同语言在当地社会具有不同价值和功能，不同行业对语言能力呈现不同需求，且不同的语言能力组合与研究对象的职业性质和发展前景密切相关。单语者多从事体力工作，其职业选择面较窄，如物流搬运（M2）或农耕种植（M3）。但如果缅籍单语流动人员的语言能力为汉语（M1），则可以在瑞丽的酒店、饭店或洗车场等服务行业谋求工作。这类工作以中国人为主要客户群体，对汉语水平要求较高。M1来自缅甸第一特区果敢，当地以华人居多，汉语是当地通用语。M1来华前在家务农，因缅甸内战，当地农业凋敝、经济萧条，他和许多同龄人一起跨境来到瑞丽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采访M1时他刚来瑞丽4个月，凭借汉语能力获得在高档酒店洗车美容的工作。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中国商人，学习了不少玉石经营的知识。M1表示，未来他将学习缅语，成为汉缅双语者，为中国商人做翻译并学做玉石生意。可见，汉语在瑞丽就业市场具有较高的交际价值，且可以转化为社会资本，帮助缅籍流动人口搭建社会网络、寻求向上流动的机遇。
与瑞丽缅籍单语者相比，双语者的职业选择面较广。瑞丽的饭店、旅游、酒店等服务行业，以及服装批发、玉石买卖、农药化肥、农用机械等零售行业都需要大量的双语员工，如在饭店工作的迎宾员M4，傣族旅游景区做导游的M5，海鲜饭店从洗碗工晋升为收银员的 M6和按摩店提成薪水最高的M7。其中，汉语和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组合的双语能力可成为我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职业发展的路径。M5是笔者2013年支教班级的学生之一，从小生长在缅甸边境一侧的掸族聚集地。该地紧邻中国傣族村寨，位于“一寨两国”旅游风景区旁。小学三年级时M5选择跨境到中国国门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复读，并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国的初中教育。因家庭贫困无法承担高中学费，M5初中毕业后随亲戚在国门景区卖傣族和缅族商品。近年来瑞丽市国内游客增多，景区需要招聘会跳傣族舞蹈、会唱傣族歌曲的员工。M5的掸族身份及其掸汉双语能力恰好符合职位要求，因此她获得了一份令缅甸同龄人羡慕的瑞丽景区导游工作。M5的双语能力和职业发展路径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旅游经济开发密切相关，当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成为消费商品（Heller 2010），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组合的双语能力或将成为个人职业发展和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助推力。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属于边疆落后地区，有效开发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解决人口就业难题的出路之一。
与缅籍单语者和双语者相比，三语及以上多语者获取的社会资源更多，晋升空间和向上流动概率更大。掌握掸语、缅语和汉语的M8是流动在中缅边境城镇建筑工地的包工头，他凭借三语能力掌握了大量掸族和缅族人力资源来华从事建筑生产。中缅边境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中国西部城镇的农民工大多流往东部沿海城市寻求发展，缅籍工人的到来缓解了我国西部边境城市建设过程中劳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缅甸总人口6000万，全球排第25名，劳动力人口约为3431万，全球排第19名，缅甸人口结构中15～65岁人口占缅甸人口总数的69%，年龄中位数为27.9岁，劳动力结构非常具有优势（钟智翔 2019）。中国边境城市流动着很多像M8一样的缅籍工人团队，这些工人来华务工，不但摆脱了家庭贫困，还能缓解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为我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缅籍多语者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流动空间与当地边境地区的人口结构、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东盟国家经济区域一体化密切相关。M9是缅甸掸族[2]，会说掸、汉、缅3种语言。因语言文化相通，M9来华与瑞丽傣族男子成婚，婚后共同经营一家小商品批发零售店，销售泰国商品。掸语和泰语之间可以互通，缅甸和泰国互免关税，M9利用自己的语言和国籍优势从泰国进货在瑞丽销售，获取了稳定的利润。同样，M10也通过其多语能力实现了自主创业的发展路径。M10是来自克钦邦的克钦族，刚到瑞丽美容院打工时汉语能力薄弱。汉语能力的提高不仅帮助她拓宽了人际网络，结识了中缅贸易相关商务人士，而且获得了在云南省昆明市某重点高校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此外，M10认识到提升职业技能的重要性，参与了某美容品牌的讲座和培训，并考取了相关的证书。积累了一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之后，M10返回家乡创建了美容院，并开办了汉语补习学校。2019年6月第3次采访M10时，她的美容院已经聘用了10位克钦族女性员工。
以下是 M10接受采访的部分实录：
M10：我的员工都是克钦。我们克钦有很多女生都住在山上，没有机会出来工作，大多数都只是嫁人、在家种地、养娃娃。我就是希望能帮她们，让她们看到我能成功，她们也能成功！
研究者：怎么帮她们呢？
M10：我要给她们培训的，教她们怎么给客人美容啊、护理啊，怎么和客人交流啊，我都是毫无保留地把我知道的都教给她们。
研究者：和客人用什么语言交流？
M10：我的店在密支那市中心那里，是和华人租的，客人大多数都是汉族，所以我也要给员工培训汉语。刚好我姐姐和我开的学校就在旁边，平时客人不多时，我也去学校给他们上（汉语）课。
M10希望更多的缅甸克钦族女性能够通过学习汉语和职业技能复制她的成功、实现创业、摆脱贫困。随着中缅之间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缅籍人员认识到学习汉语的经济价值，M10表示她和姐姐打算在密支那开设第二家汉语培训学校，满足当地缅甸人学习汉语的需求。
（二）汉语是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有效转换的区域国际交流通用语
语言是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语言也是实现经济、文化以及社会资本转化的关键社会因素（Bourdieu 1986）。分析中缅边境地区缅籍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关系，可以看出汉语是实现他们生存和发展的资本。研究发现，缅籍流动人员的汉语水平越高，薪水越多，就业发展前景越大。M6在瑞丽一家海鲜餐馆工作了6年。刚来瑞丽时其汉语基础为零，只能从事洗碗、打扫卫生等低交流需求的工作。掌握一定饭店汉语用语之后，M6转岗为点菜服务员。采访时，M6已升职为收银员，可以用流利的汉语和中国顾客交流。未来，M6期待可以“到上海工作”“娶上海姑娘做媳妇”。以M6为例，汉语能力的提升不仅有效地提高了缅籍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更成为赋能其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动力。
中缅边境属于多语聚集地，汉语不但是实现缅籍人员来华生存和发展的语言资本，也是实现资本转化的区域国际交流通用语。M4来自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是缅英双语使用者。采访时M4刚来瑞丽不到2个月，在当地一家饭店做迎宾员，汉语水平几乎为零。虽然英语是全球性的语言，然而中国边境瑞丽市是傣族、景颇族聚集地，日常生产生活中对英语的需求和使用非常罕见，因此英语无法为M4直接带来职业晋升和社会流动的机会。汉语作为中缅边境地区区域国际交流通用语，可以帮助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有效转换，有利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获取工作机会（M5）、提高收入（M6和 M7）、搭建良好的社会网络，进而促进其创业选择，提高社会经济地位（M8、M9 和 M10）。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语法结构，语言是各种资源的集合，镶嵌在社会网络和话语空间，其意义和价值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Heller 2007）。因此，对语言能力的解读要因地制宜、因时而语，不能以偏概全。作为国际强势语言的英语在来华缅籍流动人口中不能有效转化为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而汉语作为中缅边境地区的国际交流通用语有利于来华流动人口获取公共资源和发展资本，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三）以汉语为主导的多语能力是促进边境地区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边境地区培养以汉语为主导的多语能力，不但能促进来华跨境人口个人的职业发展和向上的社会流动，还能推动边境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发展，在各个领域产生辐射效应。首先是经济辐射效应。中国和东盟一体化进程背景下，语言是实现M9个人和家庭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缅甸-泰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以点带面实现语言和商品的区域流通，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次是社会文化辐射效应。M10用她在华学到的语言知识和职业技能正影响着缅北地区的年轻一代，改变着克钦族传统观点，解放克钦女性劳动力，树立创业从商梦想，帮助更多缅北地区贫困人口改变人生发展轨迹，推动跨境人口在中缅边境地区的融合发展。汉语能力镶嵌在各种多语组合结构中，构成我国边境地区与邻国交流的基础。实现以汉语为主导的多语能力的辐射效应有助于发挥来华外籍人口对所迁入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1）改善了城市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2）活跃城市的商品流动和贸易市场；（3）为城市经济活动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有效地缓解我国西部边境地区劳动力人口短缺与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之间的供需矛盾；（4）成为城市某些产业和职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如建筑业、服务业）。在中国经济崛起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汉语逐渐成为东南亚各国、特别是缅北地区的热门外语（吴应辉 2019），缅语也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纵深发展的战略外语（沈骑 2016）。因此，提高中缅边境地区汉、缅双语能力不但有助于实现个人的职业发展，还能有助于整合语言资源、实现中国与邻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五、结语
本文以中缅最大的陆路贸易口岸瑞丽市为田野调查地点，以语言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分析和讨论不同语言背景的缅籍流动人员在华职业特征和发展路径，在此研究基础上得出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一）实施边疆脱贫攻坚的语言治理方案
在全球化人口流动的新形势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下，边疆不再是传统观念中政治边缘、文化落后的地带，而是我国面向邻国的前沿阵地，是与邻国社会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实现国家利益，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许建英 2018）。语言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春辉 2020），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资源（沈骑，赵丹 2020）。在我国边疆地区，语言是实现我国与邻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是实现邻国流动人员在华生存和发展的资本，因此树立边疆地区的语言资源观、构建以汉语为驱动的多语发展模式是边疆语言治理的新方向。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大量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大城市转移，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年轻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边境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空心化现象较为严重（易远宏 2015 ；王春荣，朴今海 2015）。边疆地区的空心化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破解人口资源匮乏是边疆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大量年轻外籍流动人口不断流向我国边境地区，因此，提供有效的语言服务既可以帮助外籍流动人口实现个人脱贫，又能优化边疆地区产业结构，缓解西部边疆地区老龄化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二）构建边境汉语国际教育的新模式
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与交流方式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长期以来，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以孔子学院和海外华侨华人为传播主体（吴应辉 2016，2019）。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汉语的国际通用价值逐渐得到周边邻国各民族的认可。以缅甸为例，中国与缅甸有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在与中国接壤的缅北地区，汉语已逐渐成为比英语更有经济价值的外语（Li，Ai & Zhang 2019）。民间非正式的汉语学习方式逐渐在邻国边境地区兴起，无论是媒体传播方式还是社会语言景观呈现，汉语已在缅北地区的语言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此外，汉语逐渐成为缅北青少年教育和就业流动的硬通货。在此背景下，民间的汉语学习方式已形成跨越国界的汉语国际教育新模式。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边境地区已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乔纲 2018），汉语成为连接中国和邻国的纽带，我国边境地区逐渐成为汉语国际教育发展探索的新空间。自下而上的汉语学习方式逐渐成为缅籍流动人口适应当地生活、提高就业前景的有效路径。通过在不同行业里从事不同职位的工作，边境地区汉语国际教育模式正出现多样化、多种需求的发展路径，形成自发性的、非政府组织的、跨越国界的人与社会的交流网络和文化新边疆。
（三）推进边境地区国际化，为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质是肯定全球化，强调互联互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是实现“民心相通”的必要条件（李宇明 2018），本文以语言作为职业发展的资本视角，解析在华缅籍流动人员如何通过语言能力实现个人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变，揭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流动过程中的个体行动策略与选择，为边境地区跨境群体提供个人发展的社会空间，推进我国边境地区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以往我国对边境地区的研究聚焦在安全与医疗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边境地区出现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以汉语为驱动的多语能力发展路径可以有效减缓和消除边境地区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维护我国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和区域繁荣，为我国探索与邻国和睦相处，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无论是在我国语言扶贫语境下，还是我国面向邻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下，中缅边境地区对当地人口语言能力的需求与我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内陆沿海城市有较大区别。中缅边境两侧有100多万的世居跨境少数民族，还有移居缅甸边境的10万汉族，边境多民族聚集地区的融合发展需要对当地的语言生活开展深入的民族志调查，提出精准、有效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扶贫政策。如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边境地区急需大量劳动力，而缅甸的年轻劳动力是我国西南地区生产建设理想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作为缅甸第一大贸易投资国，汉语能力不但是来华缅籍流动人口实现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也是分享第二大经济实体发展红利的外语资本，以汉语为主导的多语能力培养模式是我国面向缅甸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语言发展战略。由于时间和条件有限，本文只涉及中缅边境的一所城市，中国与14个陆路国家相邻，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涉及其他边境地区跨境人口的语言和发展，构建边境地区融合发展的语言战略。
注释
[1] 本文所指的在华缅籍人口包括持边境通行证或临时居住证的“入境劳务”“跨境商贸”和“在华定居”的三类群体（张家忠2014）。
[2] 缅甸掸族（Shan）与泰国的泰族（Thai）、柬埔寨的泰族（Thai）、越南的泰族（Thai）、老挝的佬族（Lao）、中国的傣族（Dai）、印度的阿萨姆族（Assam），属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叫法的同一个民族，都是泰民族的一部分，其各大方言有共同的语法结构，可基本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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