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高琦，魏晖：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2020年 第6期
专题
研究
语言与贫困
作者简介
饶高琦，男，北京语言大学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语言学。
魏晖，男，北京语言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饶高琦1，魏 晖2
（1.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083；2.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院 北京 100083）
提 要 本文简述了语言扶贫的概念，重点讨论语言扶贫成效评价“评什么”“怎么评”两个问题。在语言功能视角下，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应抓住语言功能的作用域，以语言功能在此作用域中产生的经济、精神红利为对象，遵循结构性评价与功能性评价、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总体评价与专项评价相结合及实施分层评价的原则开展。本文还提出了第三方评价、城乡区域一体评价等评价方法。
关键词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语言功能；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一、引 言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是《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收官之年，如何对语言扶贫取得的成效进行质性、量化相结合的有效评价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考核工作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对中西部2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进行考核，考核包括省级总结、第三方评估和综合评价。第三方评估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有关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专项调查、抽样调查和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相关考核指标进行评估。综合评价由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对汇总整理的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结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考核报告。以“扶贫成效评价”为主题，从中国知网检索发现，从2017年起，开展扶贫成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渐丰，每年有10 多篇，其中2018年达到25篇。评价研究既有综合评价研究，如关于扶贫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石晶，等2018 ；丁建彪2020），也有专项评价研究，如教育扶贫（彭妮娅2019）、产业扶贫（张正尧，等2018）、旅游扶贫（周建华，等2016）等成效评价；既有结果导向性评价研究，也有过程评价研究（王造兰2018）；既有针对省域的评价研究（马国芳，马金书2019），也有针对县域（周玉龙，等2019）、乡镇（蒋菡2018）等的评价研究；还有影响评价的相关因素研究（帅昭文2019 ；易爱军，等2018）。在这些研究中，已包含有10 余篇学位论文，表明这类研究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但具体到语言扶贫成效评价方面，除了关于推普脱贫效果评估研究（王春辉2020）外，未见其他研究。这说明开展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语言在扶贫实践中单一的功能性产出比较弱，且各作用域和语言功能关系复杂，因而很难直接通过具体的单一指标或指标体系进行测量。考虑到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复杂性，本文在讨论语言扶贫、语言扶贫成效概念的基础上，从“评什么”“怎么评”入手，重点讨论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原则和方法，解决基本问题，以后逐渐深入。本文尚不涉及具体评价指标体系。
二、语言扶贫及语言扶贫成效
（一）语言扶贫
赵世举（2017）认为，语言扶贫是通过全面提升贫困人口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多语能力，来提升他们的基本素质、交往能力以及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进而促进他们观念脱贫、知识脱贫、智力脱贫、发展能力脱贫。李宇明（2018）提出，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沟通信息、传输知识。如果掌握了通用度高的语言，就有了信息交通的高速通道，便于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进入，便于经贸信息的内外传播，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王海兰（2018a）认为，语言扶贫是指将语言因素纳入扶贫脱贫中，利用或借助语言来开展扶贫，助力脱贫。王春辉（2019）认为，语言扶贫是指以整体素质提高为导向，以提升语言文字能力为中心，以各类语言因素和语言政策的高效协调配合为路径的扶贫开发过程。类似的提法还有。除了李宇明涉及了语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多数都是从贫困人口语言能力角度进行定义的。总的来说，尚没有明确、统一的语言扶贫概念。笔者从资源观角度试着给出一个定义：语言扶贫是指利用语言资源相对优势获取个体或区域语言能力，进而增加个体收入或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扶贫方式。
语言扶贫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语言是人力资源，可以转化为个体语言能力，进而增强就业能力、增加收入，实现扶贫脱贫。有研究证实普通话水平与劳动收入、就业率正相关（王海兰，等2019 ；卞成林，等2017），多语能力能够增强居民自身就业能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其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卞成林，等2019）。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较多。这类语言扶贫方式可称为第一类语言扶贫。第一类语言扶贫实际是教育扶贫的一部分，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持久性特点。“治愚”和“扶智”的根本就是发展教育。相对于经济扶贫、项目扶贫等，“教育扶贫”直指贫穷落后的根源，牵住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牛鼻子”（高健龙，等2019 ：41）。
另一方面，语言还是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等，区域语言资源可以转化为区域语言能力，促进区域旅游产业、文创产业等发展，促进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对外开放，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区域脱贫致富。这方面有一些理论研究，实践事例还不多，尤其产业规模不大，但有少量值得关注的探索性实践和研究，如语言作为一种旅游资源（陈丽君，等2010 ；李秀卿2018），语言作为一种艺术、文化资源（孙随太2018 ；赵蓉2020），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特有的区域、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产业（史维国，等2019）等，这类语言扶贫方式可称为第二类语言扶贫，根据具体情况可视为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等。第二类语言扶贫在后脱贫攻坚时期，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着力谋划，未来成长性可期。
结合现有语言扶贫实践，语言扶贫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语言扶贫指推普脱贫，这是当下最主要的语言扶贫方式。“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推普脱贫“具有从根本上治贫的作用”（赫琳2018）。广义的语言扶贫则广泛得多，不仅包括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还包括外语、少数民族语言能力甚至方言能力助力扶贫，更包括语言资源相对优势转化为区域语言能力，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扶贫方式。
（二）语言扶贫成效
语言扶贫成效可视作语言功能的实现。语言功能划分可粗可细，本文选择接受度较高的方式来划分语言功能，即交际功能、思维功能和社会文化载体功能。语言功能决定了语言能力属性，后者作用在扶贫实践中，对个体和区域的经济、文化面貌产生影响，从而助力脱贫。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包括两类语言扶贫方式的成效评价。
第一类语言扶贫成效主要体现在增强就业能力方面。谢治菊等（2020）的研究表明普通话普及率主要与转移就业脱贫相关，即劳动力通过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了个体交际能力，消除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实现转移就业脱贫。在这一作用域下，显然是语言交际功能发挥作用。教育扶贫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石晶，等2018）中的6 个具体评价指标均与发挥语言功能、提高个体语言能力有所关联。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基础功能，构成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因而对各类扶贫实践均有影响。交际功能和社会文化载体功能则分别较为显现地作用在教育扶贫指标的具体类目中，详见表1。
丁建彪（2020）提出农村扶贫成效评价不仅应关注农民收入，还应关注能力指标，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防止以收入增长掩盖能力提升或以能力提升取代收入增长。从收入角度分析，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收入类型中，前三者本质上都是劳动力、生产资料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收入，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交际功能发挥重要作用。能力指标重点关注扶贫措施对个体、家庭或群体能力培育或提升的影响程度。能力要素被分解为信息获取、人际关系、公共事务参与和监督、信任和信用。这四大要素均与语言交际功能息息相关。而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参与基层监督、维护个人信用，也需要个体充分融入地方社群。语言的社会文化载体功能和其所帮助塑造的自强、乐群心理也在这一作用域中发挥积极影响。
第二类语言扶贫成效，主要体现在利用区域语言资源相对优势发展边境贸易、数据加工与标注、特色旅游等产业方面，通过语言服务产业、旅游产业、文创产业等助力贫困人口收入增加、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构建功能视角的语言扶贫作用域体系（图1）。功能视角的语言扶贫作用域分析为语言扶贫成效评价提供了评价对象和实施场域。
语言规划本质上是对语言功能的规划，语言扶贫是语言规划的具体实践，是基于语言功能，通过语言资源转化为贫困个体的语言能力或贫困地语言能力（区域语言能力），作用于领域标志物或标志任务（如就业率提高，GDP 与人均GDP 等）实现其扶贫成效。目前，学界对前者的研究较多，认为语言扶贫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方式实现（王海兰2018b ；李宇明2018），语言提升人力资本是通过语言功能加以实现的。对后者的研究相对较少，语言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是通过语言功能加以实现的。语言扶贫实践本身是对语言功能的规划和调节，对语言扶贫成效的考察自然也离不开从功能到成效这一逻辑链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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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原则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重点要解决“评什么”和“怎么评”两个问题。前者即评价对象是语言功能在具体作用域中，借由扶贫实践而产生的经济、精神红利。后者则应重点关注如何评价语言功能作用的发挥，为此提出应遵循结构性评价与功能性评价结合，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结合、总体评价与专项评价结合、实施分层评价等原则以及操作中的具体方法。
（一）结构性评价与功能性评价结合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应遵循结构性评价与功能性评价结合的原则。针对第一类语言扶贫成效，结构性评价是对个体语言能力的评价，以听说读写为主。在民族地区对基层教师、公务员也有译的能力要求。后续还增加了基本语言技术这一侧面（李宇明，等2014）。功能性评价则强调使用语言实现思维、交际和文化传承等功能，完成学习生产技能、外出务工、获取知识、参与基层民主生活等具体经济社会任务。针对第二类语言扶贫成效，结构性评价是对区域语言能力的评价，以普通话普及状况、多语能力人员状况为主。功能性评价则强调语言资源转化为语言产业形成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经济效益、文化产出等社会效益情况。显然功能实现（或任务完成）是最终目标，而结构完整良好则是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相比而言，结构性评价更易开展，形式化程度较高。功能性评价相对复杂，可以采取主观与客观结合的评价方法。以贫困人口精神状况这一作用域为例，结构性评价可考察志愿者探访次数和质量、科普文教材料发放册数、广播电视节目投放时长等。而功能性评价则可通过通用语和民族地区民汉双语能力提高，对贫困人口的精神状态、文化生活的改善等情况加以衡量，需要主观与客观评价结合。
（二）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结合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应遵循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结合的原则。语言扶贫成效部分体现为贫困人口收入增加、贫困地区普通话普及率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效益（如GDP 和人均GDP 增长）等方面，这些都可以进行客观评价、量化评价。但语言能力有时很难和经济指标挂钩，在经济指标上也难以全部进行客观分级和量化。因而评价工作不应一味追求量表化、数字化，如经商务工技能、生产技能培训中的语言作用较为外显，相对较容易进行打分、分级等客观评价，但贫困人口精神状态、留守儿童关爱等应以入户访谈、跟踪调查、满意度反馈等主观评价为主。
（三）总体评价与专项评价结合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应遵循总体评价与专项评价结合的原则。科学的评估需要将供给主体实施的所有措施进行整体性考量，而不能仅仅针对某些措施或某一项措施，以避免遮蔽这些措施带来的溢出效应，并从需求主体出发设定更为多元化的指标（丁建彪2020）。《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中也强调综合评价，不仅评价减贫成效情况，也评价精准识别、精准帮扶情况，还要评价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同样要进行总体评价。同时，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专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专项评价。如对农牧民普通话示范培训成效、学前儿童习得普通话成效等进行专项评价。这些专项评价可进一步把握相关专项资金投入产出效益，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也有助于全面、精准把握语言扶贫成效情况。开展专项评价可以弥补总体评价精确性差、重点不突出的问题。
（四）实施分层评价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应遵循分层评价的原则。语言功能的发挥场域，依其层次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因而相应的功能规划、语言政策和语言扶贫实践发挥作用的层次也不相同。按照“中央统筹、省（区、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脱贫攻坚工作机制，在宏观层面，应以省级行政单位为评价主体，重点考察语言扶贫政策和相应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特别有必要制定《省域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实施成效评估方案和评估指标体系》，以评价《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 — 2020 年）》在省域层面实施的效果。
在中观层面，主要的评价工作应落在县域（包括县级市，以下同）一级，贫困县（市）是评价重点。县域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应以评价县域普通话普及情况所带来的县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情况为主，尤其要考察县域普通话普及情况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如GDP、人均GDP 等）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农牧民普通话培训、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等专项评价，以及县域语言助力扶贫的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存在问题等。虽然语言扶贫实践在教育扶贫中显示度较高，但也不同程度涉及产业扶贫、文化扶贫、旅游扶贫等多个方面，这些在评价中也要适当考虑。
以宏观、中观评价为主，根据需要，还可进行微观层面评价。如对乡镇或村贫困人口群体语言能力提升成效进行评价，同时可结合贫困人口群体语言能力提升的典型案例进行。例如，西藏林芝市鲁朗镇因打造“田园风光”旅游景区，农牧民纷纷办起了家庭旅馆，农牧民学习普通话的动力足，能力提升快，是推普脱贫成效的典型案例，通过评价可进一步把握推广普通话的规律，促进乡村振兴。民汉双语能力提高带来的青海藏族聚居区民族认同加强，地区团结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李瑞华2019）的典型案例，有助于探索语言扶贫的模式、途径和方法，也是对语言扶贫成效总体评价的有益补充。
四、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方法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具体操作中，还要注意方法。从评价主体来看，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建议采取第三方评估，并注意专家与基层扶贫人员结合。从评价对象选择来看，应把城乡作为有机整体，避免单纯评价农村语言扶贫成效。从评价内容设计来看，应注意考察语言资源利用情况。从评价手段来看，应注意利用最新科技成果。
（一）建议采取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
第三方评估广泛地应用于公共组织政策效果评价、政府绩效管理以及政府项目工程的完成效果等，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等特点。在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考核和贫困退出考核中推行第三方评估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是利国利民的重大创举，也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大创新。
第三方评估模式主要有：高校专家评估模式、专业公司评估模式、社会代表评估模式和民众参与评估模式。目前我国语言扶贫方面专业评估机构较少，因此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在遴选评估机构时应以语言文字应用领域的科研单位为主，适当吸收其他扶贫领域的专家和语言扶贫实践人员参与到评估机构中。
（二）应注意专家与基层扶贫人员结合
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应重视专家作用，也应重视基层扶贫人员，这是对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评价原则的具体落实。专家在评价中发挥主体作用，体现评价的理论性、科学性和整体性，基层扶贫人员则有丰富实践经验，掌握典型案例和扶贫实践中群众的态度、喜好等难以形式化表现的一手数据等。虽然不能说专家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但在“知行合一”“知行并进”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尤其对于语言扶贫这样不直接影响贫困人口收入的间接性因素，尤其需要两者结合开展评价工作。
（三）应把城乡作为有机整体，避免单纯评价农村语言扶贫成效
推普工作比较重视农村，这是好事。但语言扶贫要跳出“村域”视角，把城乡作为有机整体，以县域来谋划各类扶贫实践。由于农村空心化、村庄消亡、合村并居等现实问题存在，以村落为单位的扶贫实践评价数据难以收集，可操作性较差。村庄变迁、人口迁移对县域语言、社会发展情况的影响较小，县域普通话普及情况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情况较易统计。因此，语言扶贫应把城乡作为整体来规划。同样，在评价原则实施分层评价中，也是以宏观、中观评价为主，根据需要，可进行微观层面评价。微观层面乡镇、村的评价主要进行群体语言能力提升成效评价、典型案例搜集等，一般不做农村语言扶贫成效整体评价。脱贫攻坚完成后，相对贫困问题仍然存在，语言扶贫仍将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语言扶贫实践要紧密结合乡村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振兴贡献“语言之力”，但乡村振兴不是局限于“村庄”，而是以县域为单位实现全域振兴（王立胜2020）。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 2022 年）》提出“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可见语言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抓手和重点作用领域相一致。战略规划还提出“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等要求，其目的在于促进群众稳定脱贫，建立防范返贫的长效机制，有效预防相对贫困。这一目标与语言扶贫有助于长期根本脱贫（赫琳2018）的功能相一致。语言扶贫成效评价要关注脱贫攻坚后的推普实践和语言资源开发，建立长效评价机制。
（四）应注意考察语言资源利用情况
对于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一些方言地区在推普之外，语言扶贫可以和贫困地区数据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等实现有机结合。如少数民族语言、跨境语言、有经济价值的方言的数据标注产业，基于特色语言文化的文创产业、旅游产业等，应将语言资源直接助力这些服务产业所产生的减贫效应纳入语言扶贫成效评价中。在全国推普取得巨大成就的局面下，未来语言扶贫实践将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这也是语言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大有可为的地方，语言扶贫成效评价的重点也将迁移至此。
作为狭义的语言扶贫，推普脱贫在助力扶贫脱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还要重视广义的语言扶贫的作用。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方言地区，要注意考察特色语言资源对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等的贡献，考察多言多语的语言生态保护情况。保护多言多语的语言生态有利于建立和谐语言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区域稳定和谐局面，传承民族文化、地方文化。
（五）应注意利用最新科技成果
语言扶贫在数据采集、评价手段等方面要注意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社会计算最新科技成果，提高评价精度、效度，提升效率。语言扶贫成效评价在规划和执行中应注意建立开放动态的评估数据采集、分析和展示平台。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向科研机构和社会分层次地开放评价数据，实现评价成果的多次开发利用。
五、余 语
语言功能是构建个人和区域语言能力的基础，并由此在各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作用，形成语言功能的作用域。语言扶贫实践包含对语言功能的规划。语言扶贫成效评价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实际问题。本文的基本思路是抓住语言功能的作用域，以语言功能在此作用域中产生的经济、精神红利为对象，遵循结构性评价与功能性评价、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总体评价与专项评价结合和实施分层评价的原则开展，也讨论了相关的评价方法。但讨论还是初步的，理论建设有待加强，省域推普脱贫成效评估方案和评估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研究，县域语言扶贫成效的评价更是复杂问题，需要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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