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1期

专题研究一  语言与新媒体

本期嘉宾

海伦·凯丽-霍姆斯

（Helen Kelly-Holmes）

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教授，Language Policy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语言、技术与媒体，多语现象中的经济因素等

何山华（译）

扬州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外语教育

董洁（校）

清华大学长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

提 要 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主体经历了从国家及其机构（语言政策1.0）转向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语言政策2.0），再到近来使用新科技的个体（语言政策3.0）的变化，如今正处于3.0向4.0过渡的阶段。在正在到来的4.0时期，技术将成为主要主体，“算法主体性”将越来越凌驾于人类主体性之上。回顾以往数个时期语言政策中的主体性，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语言管理、语言信念和语言实践纳入考量，并全面审视已经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看到，我们对主体性的理解和定义有了很大的扩展，现在普遍认识到主体性不局限于发布语言政策的显性主体，也涉及政策的受众，以及那些以前被认为是被动执行、接受或抵制政策的人，甚至是网络算法。过于重视政府机构或者过于强调个体主体性都无法揭示语言政策的全貌，将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不断演变的复杂情形。研究的难点在于发现所有潜在的主体——国家、公司、个人和信息自动化，在不同时间、空间上的相互关联和它们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对语言政策1.0时期以来的相关概念和经验批判性地加以权衡和选择，将科技纳入研究范畴，并对智能技术的发展施加人为影响，使之能够接受人类个体对智能系统提出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所进行的批判、重塑和反思。

关键词 语言政策；主体性；Web 4.0；科技

语言政策4.0：自动化未来中的主体性

〔爱〕海伦·凯丽-霍姆斯¹

何山华（译）²，董洁（校）³

（1.利默里克大学　现代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学院　爱尔兰　利默里克　V94 T9PX；2.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3.清华大学　外文系　北京　100084）

一、引言

从手写到印刷术、远程通信、广播媒体，再到最近的数字技术，技术介质一直都与我们的语言深度融合。每一次技术发展，都对语言政策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受到语言政策的制约。如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生活中遍布科技的新阶段，技术介质更是深度融入我们的生活和身体（例如智能手表、可穿戴设备等）。布洛马特（Blommaert 2017：70）指出，“……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在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都集中研究具有确切和清晰的时空范畴、社会文化边界、人际关系网络的非即时的口头话语交际场景；然而当前学术界迫切需要转向新的交际场景，这一新交际场景本质上可被视为即时交际和非即时交际的集合。在新交际场景中，我们过去所认为的有关社会语言的自然、基础和常识性的认识，都需要修正和重新构想”。本文探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LPP）领域如何对布洛马特这一号召做出回应。

本文基于弗里德曼（Friedman 2007）的观点，首先阐述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范畴以及主体性（agency）的概念。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主体经历了从历史悠久的传统主体，即国家及其机构（根据弗里德曼的主体性概念，称之为“语言政策1.0”），转向公司（语言政策2.0），再到近来使用新科技的个体（语言政策3.0）的变化。其后，本文回顾了该领域如何根据能动主体的变化进行调整。弗里德曼是一位记者兼作家，他认为科技的发展已经消除了人群之间的地理、时间和经济差异。但他过于强调科技创造平等的能力，而忽略了科技可能带来的不平等（相关批评见Leamer 2007，Muthyala 2008）。尽管有这些缺陷，笔者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可用于分析主体性的有力框架。思考学科领域之外的视角能否补充我们的研究，以及如何对我们的研究有所裨益，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本领域以及当前的研究，但有时这种审视也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例如，语言政策2.0强调公司具有主体性，但这一点在LPP领域一直被忽视）。弗里德曼（Friedman 2007）提供了一个主体性研究框架，可用于观察和研究如何推进LPP的发展，并将LPP置于当代重大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变化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借此框架，我们可以追溯主体从国家到公司再到个人的演变。弗里德曼成书先于Web 4.0。尽管该书距今只有约15年，但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飞速，使我们对即将到来的语言政策4.0环境下的主体性只能进行揣测。笔者从语言政策1.0开始回顾，以便对语言政策4.0进行思考和构想，并尝试解答我们如何到达了现时阶段，以及我们获得了何种经验。基于此，本文尝试判断我们是否已经为语言政策4.0做好准备，政策是否具有针对性，以及为何转变研究焦点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个新时期。在描绘语言政策1.0至语言政策4.0的图景之前，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该领域。考虑到弗里德曼对主体性的重视，我们也应关注LPP对这一概念的建构以及我们对其的理解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

二、语言政策和主体性

语言政策是“对语言多样性进行管理的公共政策，是由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旨在影响语言本体、地位和习得的措施”（Gazzola 2021：502）。从该定义可以看出，语言政策一般仍然被视为由少数主体实施的活动。然而，政府及其机构（包括学校）并不是语言政策的唯一实施者。将语言政策限定于一个主体，会限制我们对所处时代语言规划过程的理解，也无益于我们跟进加佐拉（Gazzola 2021：502）的倡议：“信息和通信技术对语言政策的影响是一个少有人探索的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如果我们仅将科技视为政府实施其语言政策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的确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就会忽略语言政策中主体性的根本性转变（见下文）。在语言政策4.0的定义中，科技本身即具有主体性。

斯波斯基（Spolsky 2009）指出，语言政策研究不仅包含政府等主体的管理行为，也包括语言实践和语言信念。可见语言政策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语言决策中的权威行使，包括元语言维度和语言理念维度的话语，以及最终的语言实践。“语言政策是什么”与上述定义中强调的语言多样性管理密切相关。此外，我们还需要追问政府以及其他主体为什么要试图影响和引导“语言的本体、地位和习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跳出语言本身，因为语言并不是语言政策的最终目的。政策制定者对语言的管理是为了管理或控制语言使用者和资源以保持自身的权力，并通过语言来控制通向权力或资源的门槛。海勒对语言政策的定义很好地诠释了上述观点。她认为语言政策是“社会群体及其文化、边界和语言的自然化、一致化和物化”（Heller 2008：505）。

常常有人问：主体性为何重要？谁在决策、控制以及为什么制定这些语言政策？如果我们从宏观层面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语言规划”，这两个问题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了。“……决策是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核心，因此要理解语言政策和规划就必须聚焦于决策者、决策方式以及决策过程的特点”（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1）。尽管承认决策者的中心地位，像李迪克和泰勒-利奇（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认为的那样，“在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常占据主导性地位，该观点认为主体性就像人的自由意志，无需论证”（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5），但实际上我们也要承认主体性是复杂多变的、内嵌于其他问题的，既具有公共性/机构性，又具有个体性特征。

结合其他学者，尤其是李圣托（Ricento 2000）的观点，李迪克和泰勒-利奇（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描绘了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主体性的3个发展时期。首先是殖民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开始形成的那段时间，一般认为LPP执行者就是政府及其机构，而个人只是政策作用的被动对象。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被视为理性的，且不涉及意识形态，“语言规划者从根本上是中立的、技术性的设计者和执行者”（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3），“他们的规划行为和工作职责没有招致什么批判”（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2）。这一时期的研究围绕“语言政策是什么”展开，即如何定义与规范语言政策。在这一时期，主体性的定义是明确且无争议的。

到后殖民时期（Ricento 2000；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人们发现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是中立的，对语言问题的界定具有主观性，而且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无法解决所有的社会和语言问题（Ricento 2000）。然而，“从主体性方面来说……批判性研究还将早期的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但愈发认识到社会成员不仅是政策的对象，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反对政策”（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3），并且他们“可以通过语言来抵抗控制”（同上，3页）。语言政策的受众开始具备行动能力。在这个时期，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制定语言政策”及其带来的后果，并对其具有更多的批判性。不过，多数学者认为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政府及其机构仍被视为主要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者。

直到后现代时期（Ricento 2000），人们才开始认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具备“意识形态和话语性特征”（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3），其主体“不限于政府和机构，而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之中”。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种权力”，研究焦点进而转移到“为什么要进行语言规划”上，并强调要理解“这种权力是如何在社会各个层面行使的”。根据所处环境和不同条件，规划者被分为宏观、中观或微观等不同种类、不同层面的主体。尽管如此，李迪克和泰勒-利奇（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认为宏观层面的主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最高等级，享有最高权威。另一关键问题是“谁能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行使其主体性”。李迪克和泰勒-利奇（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7）认为是那些具备权力、专业知识、影响力和利益的人。在该定义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拥有掌握权力的可能性。正如约翰逊和李圣托（Johnson & Ricento 2013：13）指出的，关于行动能力，我们需要理解社会组织和主体性之间的平衡，从而解释主体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行为的限制，并对主体性本身加以反思。

后现代时期的学者们还进一步探讨了主体性的性质，将主体性定义为改变个体当下境况的能力、在该境况下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的行动选择。李迪克和泰勒-利奇（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借鉴艾莫贝尔和米歇（Emirbeyer & Mische 1988）的理论框架，概述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与主体性有关的3个时制：对既往的迭代、对未来的投射和当下的实践评估。迭代指在当前和未来的语言决策中优先考虑过去的行为和选择；投射则面向未来，在构想语言的未来和相关行为方面更具创造性；实践评估在语言决策中倾向于解决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不同路径可以单独或共同影响主体性的发挥，最终影响语言决策及其结果。迭代，其定义决定了它更为谨慎和保守，可能会导致长期的系统性不公平和相关人群的习得性行为固化。后殖民时期便是如此（见下文语言政策1.0）。当时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新兴独立国家在欧洲语言专家的指导下采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模式。然而，即使是面向未来的路径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而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路径及其结果也取决于我们对社会化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如多语现实）的定义和看法。因此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

三、语言政策1.0和2.0

乍看之下，离我们较近的年代似乎与技术和媒体问题更为相关，但首先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语言政策1.0和2.0中能够给我们什么教益。语言政策1.0起源于当时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及殖民主义和后来的帝国主义。如上文所述，该时期关键的主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唯一的主体，应当是国家及其机构。依据赫尔德（Herderian）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理想化构想，言语社区主要按照地理或国界划分。彭尼库克（Pennycook 2004）认为语言政策1.0主要“为单一性奋斗”，采取语言隔离政策，比如对语言严格划分设限，采用宏观的社会学视角看待语言，关注语言的统一性（见Wright 2016）。语言政策1.0起源于殖民地时期，但后殖民时期的新兴独立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案。西方（主要是欧洲）的语言专家受邀去“解决”这些新国家的语言“问题”，他们采用了隔离主义和单一化方法，因为他们认为要进行国家建构别无良法。他们要么将外来殖民者的欧洲语言作为新的国家通用语，要么选择一种本地土著语言加以现代化来承担国家语言的角色。语言政策1.0的这种意识形态和策略在后殖民时期之外的其他社会环境下也得到沿用。20世纪下半叶，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本土语言群体对语言权利的吁求不断增长，语言复兴的支持者和濒危语言保护的倡导者，也使用了相同的单一性政策主张，用于争取更多的语言权利，并在教育和媒体领域使用相关语言（见Pietikäinen & Kelly-Holmes 2011）。在语言政策1.0中，语言政策和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专家的工作，其主体通常限于政府及其机构（如学校或经济建设机构）（见Walsh 2010）。

语言政策领域中的许多基本理论和概念，甚至一些饱受争议的观点（Walsh & McLeod 2008；Ricento 2000；Shohamy 2006；Hult & Hornberger 2016），都来源于这一时期。从许多方面看，对该时期思想的探讨实际上组成了如今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今天的许多观点要么遵循该时期的思想，要么与之进行对照。尽管距今已有时日，语言政策1.0依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包括我们要探讨的媒介技术。历史上早期的广播活动对资源要求较高，且必须由国家政府展开，因而成为国家建设和传播标准语言的有效工具。由于现实限制和意识形态原因，早期媒体追求语言单一性而很少体现多样性，这就创造并代表了单语同质性国家。用一句话总结语言政策1.0：语言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其本身也是一种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20世纪下半叶，跨国公司数量大大增长。弗里德曼（Friedman 2007）认为它们具有与国家不相上下的影响力、权力和主体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国家。与语言政策1.0大量针对政府及其机构的研究相比，该时期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领域对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作用了解较少。直觉上我们通常不会将公司视为语言政策的关键主体，因此弗里德曼的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语言政策2.0产生的背景包括公司重要性与日俱增，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机构的市场化，还有跨国公司数量的增长。公司的影响力超越了国界，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公司和企业不断发展。这些公司和企业往往被视为“无国籍”的，即它们不属于特定的语言文化区域。鉴于其广泛的覆盖范围，这一类公司对世界上的语言，以及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语作为一种全球通用语，其使用范围的扩大起源于语言政策1.0时期殖民者的扩散，而最近的发展则归功于跨国企业的活动。德·斯旺（De Swaan 2001，2010）对“世界语言体系”的分类将语言在其传统地理区域内外的经济影响纳入对语言的评估，明确承认了商业的作用。他将语言分为4类：“超中心”语言（仅英语）、“大中心”语言（少数全球通用语或重要的全球性经济语言）、“中心”语言（仅在国家层面使用）和“外围”语言（仅适用于有限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功能）。除了英语和一些“大中心”语言外，特定地区使用的语言一般保持不变，公司以语言为界线划分全球市场。然而，在全球的多语主义管理过程中，某些局限于特定地理区域的中心语言（即国家语言），尤其是具有经济吸引力地区的语言，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比如，冰岛语、挪威语这类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小众的欧洲语言，使用该语言的消费者却可以获得使用相应语言的产品。但世界上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则不会提供这种地方化的语言服务，人们必须使用英语或某种“大中心”语言（Kelly-Holmes 2013，2006）。因此可以看出，潜在消费者的经济吸引力是语言政策2.0的驱动力。我们也看到语言政策1.0依然存在，比如德·斯旺所讲的“大中心”语言在试图重建或加强其作为通用语的地位，例如跨国公司在北美地区使用法语。与此同时，围绕着英语这个“超中心”语言建立起了一个全球性的言语社区。在德·斯旺看来，是英语将这个系统整合于一体。此处我对“言语社区”这一术语的使用较为随意，指具有进行非常浅层的全球范围交际的潜在可能的群体。语言政策2.0同时推动了数字媒体中多语现象的发展。通过技术发展对多种字母及文字体系提供支持，是由公司而非国家主导的。电子商务和消费者需求改变了互联网的初始功能，也扩大了多语现象（详见Kelly-Holmes 2019）。

语言政策大都是事实层面上的或隐性的，但在公司中也存在一些中观层面条规性质的显性语言政策（有关语言政策2.0的研究，可见Kankaaranta，Louhiala-Salminen & Karhunen 2015；Angouri 2014；Gunnarsson 2013；Millar & Jensen 2009；Atkinson & Kelly-Holmes 2006）。以“语言管理理论”为指导的部分学者，以捷克共和国境内的跨国公司为对象，对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行了语言政策2.0意义上的详细研究（参见Nekvapil & Sherman 2015；Nekvapil & Nekula 2006）。在语言政策2.0时期，学界更多地对规划结果，即英语在全球范围内重要性的凸显进行研究，但对公司等主体的决策缺乏关注。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语言政策2.0，那就是“语言是国际商业要解决的问题”。如国际营销相关的研究文献将多语种国描述为相比单语国家（或表现为单语国家）更具风险、缺乏政治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公司想走出国门就必须解决语言相关的问题。随着各国越来越多的团体和个人主张语言权利，公司如果以单语制标榜自己，就可能在所属国内引起问题。尽管如此，尤其是当企业在语言政策方面占据主导位置，而不是语言政策1.0时期的传统主体即政府及其教育和媒体部门占主导地位时，境内的多语现象往往遭到忽视。语言对于跨国商业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认为语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然而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不是所有语言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资源仅被用于“解决”那些被认为“值得”解决的语言问题，即与更具经济吸引力的言语社区相关的问题。至于其他人，就不得不使用“大中心”语言或“超中心”语言——英语。

现有的语言政策文献对政府、民族国家及其附属机构给予了高度关注，而语言政策1.0的“产生原因”也就更加清晰和明确，那就是服务于国家建设和殖民事务。而其“实施方式”，就是以经典的雅各宾方式（Jacobin style），即消除多样性、创造单一性，来产生凝聚力（Wright 2000，2016）。其潜在的理念是，差异是危险的、分裂的，与现代性背道而驰。这也同样是语言政策2.0的底层逻辑，即多样性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代价高昂的甚至是危险的。为帮助公司对市场进行精准营销，世界市场或任何市场都需要以语言文化为界线划分成便于运作的区块。目标消费者需要“适应”这种划分，并接受该区域内的语言管理，按要求做出语言行为。与语言政策1.0类似，语言政策2.0的目标是施加控制，创造内部一致性，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产品销售（参见Kelly-Holmes 2010）。

四、语言政策3.0和4.0

数字媒体，尤其是Web 2.0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体。用户原创内容的出现，意味着语言政策1.0和2.0时期大众媒体垄断的结束（语言和内容的传播者从一个特权中心转向了普罗大众）。根据弗里德曼（Friedman 2007）提出的观点，媒介的变化使得主体性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国家、机构和公司转向了个人。在语言政策3.0时期，个体的主体性与日俱增。在Web 2.0向Web 3.0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Web 2.0具备参与性，允许个体用户上传分享内容，而Web 3.0则强调协作，将Web 2.0创造的可能性融入日常生活。这一时期出现了暂时性在线社群，他们取代了传统的、由地域限定的言语社区，或与之共存。这些暂时性社群围绕着超越地域关联的共同利益、共同语言资源和共同语言指示系统（Androutsopoulos 2008，2013，2014）组成，其产生与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语言政策基本没有关系。这导致了言语社区的差异化、碎片化、重叠化。保韦尔斯（Pauwels 2014）提出“超语言主义”（hyperlingualism）这一术语，用于描述超级多样化、持续碎片化的社会中广泛多语现象的演变。“超语言主义”也可以用来描述数字环境中的“超级多样化”，体现个人如何在技术支持下相互协作，创造愈显差异化、甚至个性化的言语社区。比如我们可以将WhatsApp或微信群视为具有自身规范的小型言语社区；个人可以同时参与多个群体，并遵守、适应不同的规范和风格（可参考家庭群体、朋友群体和俱乐部/爱好群体之间的语言差异）。

与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媒体一样，互联网在初期是单一化的，其目的在于确保全球范围内而非在全国范围内，每个人获得相同的体验。然而，互联网的单一化受到了数字媒体的挑战，其功能与传统的单向传播式媒体完全不同。在传统媒体中，权威信息从一个广受认可、尊重且资源丰富的中心传递给大众；在数字媒体中，所有用户都能够平等地创造和发布内容。这些相互矛盾的理念（单一性和平等性）是单一化语言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例如编程语言、网络架构和互联网，都是这种理念的产物。互联网技术也是为一个专门领域的一小群用户所开发的，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言语和交际社群（概述参见Kelly-Holmes 2019）。在电脑网络以及后来万维网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单语主义得以传播并受到挑战，语言多样性也随之演进。正如上文所述，多语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电子商务的推动。早期的互联网只使用英语，是一个仅向开发人员开放的封闭言语社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部分的和平行的多语空间。说它只是部分多语化，是因为只涉及“大中心”语言；说它是平行的，因为这些语言在结构上是封闭的，彼此之间也泾渭分明。鉴于不存在一个可以为互联网制定语言政策的全球性管理机构，在参与式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通常由国家或公司作为自上而下的主体提供并行的多语服务。各国通过高级域名划定疆域，在网络上建设一个语言文化上存在同一性的国家并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见Atkinson 2006）。与此类似，公司通过制作和使用特定语言文化的网站，服务于特定的目标市场，在这一点上语言政策3.0初期阶段与1.0和2.0没有太大区别。真正的变化出现于支持用户进行内容原创之后。个体用户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创建个人内容和空间，通过技术支持进行协作，为自己的空间设置语言规范。这意味着个体可以脱离原定的地域和语言，意味着极其重要的个人主体性。

尽管大型社交媒体公司能够制定语言政策，但在数字媒体上运营的企业或机构在实践中所执行的商务政策比语言政策更重要。这类商务政策是基于本土环境制定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是依据具体情况有所调整的规范，而不是那种一对多的、面向大众的政策。在此类情况中，公司层面的管理非常重要，而我们对此研究甚少。就完备性和针对性而言，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地方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对其自身互动和空间进行管理的研究，但是关于公司层面如何通过管理实施这种地方化活动，我们仍然不够了解。为什么数字环境中会存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答案依然是，控制和引导用户、维护边界（融合和排斥）、降低成本并通过用户活动创造收入——这是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语言政策3.0是关于个人如何在技术和市场的帮助下，通过协作解决语言问题。这一判断与语言学家的理念不谋而合，即语言本身并非问题所在，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看待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方式；采用不同的方式对语言进行思考有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后结构主义转向，诸如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García & Li Wei 2014）以及语言资源库等更宽泛的概念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语言政策4.0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我们正处于Web 3.0向4.0过渡的阶段，因此关于4.0的很多内容仅是推测。不过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技术将成为未来的主要主体，“算法主体性”将越来越凌驾于人类主体性之上：“由于部分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行动在不断被迭代，我们应该着重考察算法过程在其中发挥的影响……由于算法是顶级商业秘密，目前我们无法对其进行直接和深入研究……但是在研究网络行为时我们需要意识到，那些观察到的结果并非都来自人为选择和个人主体性，有些也是算法主体性的产物。”（Blommaert 2017：39～40）

不断进化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是Web 4.0——也称作“智能网页”——的关键驱动力。技术将更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融入更加无形，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无形是通过人们主动使用可穿戴设备实现的。主体性将与自主技术结合，与目前得到技术支持的个体间相互合作不同，以“智能主体”形式出现的自主技术可能会先于人类一步预测到可能的语言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在数字技术背景下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我们看到数字技术的进步允许用户发布原创内容。不断增长的人工智能被应用于解决个体的语言问题，当前则正把焦点转向自动化和技术。基于迭代的语言政策，语言问题将变成个体化的、能够被预测的，并在个人层面能够得以解决。

就言语社区而言，呈指数级增长的超级多语现象，或是呈指数级不断分化的言语社区，与当前不断增长的语言问题和个体化的解决方案相结合，就会形成我所说的个体化语言主义（idiolingualism）（详见Kelly-Holmes 2019）。换句话说，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人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 of one），它由“智能技术主体”所创建，对我们的语言行为、语言需求和语言癖好了如指掌。该理念受到现代商业“一人市场”（market of one）影响，区别于早期的大众市场（Gilmore & Pine 2000）。当今的智能制造科技能够制造出高度私人化定制的个性产品。在一人市场中，技术可以预见个体用户的需求并提供解决方案。那么智能主体是如何了解个体的言语规范，从而为其创建出一条全无问题、量身定制的语言使用路径的？这样的“一人言语社区”有何特征？当我们的语言问题不是由政府、公司甚至我们自己来选择、解决和管理，而是由自动技术来实施并满足我们的需求时，世界会呈现何种面貌？

由于算法完全基于过去的言语行为，其主体性本质上具有迭代特征。因此，随着自动化主体性的发展，个体使用者越来越根据其当前的语言和行为偏好受到管理和调节。对于未来可能的语言行为，我们的管理和决策空间将会变得十分有限。如今，个体已经被封闭在具有语言过滤功能的透明泡泡中，得到智能技术的“保护”而远离现实中的多语语境（Pariser 2011）。“智能主体”适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由于智能程序得到的主要信息输入就是个体的过去行为，那么其解决方案也就无法摆脱过去行为轨迹。我们需要研究此类主体是如何呈现为或者说被视为理性的、甚至中立的；要知道，早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也同样被认为是理性的、无涉意识形态的、面向实践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活动，而语言政策和规划从业者被认为是“……本质上中立的技术性设计者和实施者”（Liddicoat & Taylor-Leech 2020：3）。而自那时起，对于这种支持中立、理性观点的意识形态，学术界就进行了大量的解构与批判，同时对于什么是语言问题、什么不是语言问题以及对于问题的“解决”都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然而，随着语言政策向自动化算法主体性的转变，我们可能丢失这一批判性视角，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会被编码到未来的语言行为中，而这会限制我们在数字媒体中可能开展的语言行为。

五、讨论

前文概述了语言政策4.0的前期发展过程，并对语言政策4.0的情况加以推测，尝试描述该时期的图景。本节将总结语言政策1.0～3.0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并探讨步入语言政策4.0后仍然具有重要性的内容。布洛马特（Blommaert 2017：7～8）要求我们关注“小事”，即“对于真正社会交往有重要作用的实际互动行为……包括交际行为中的常规‘寒暄’或‘随意’沟通，在社交媒体中使用的表情符号、表情包；信息的分享和转发；线上聊天体现出的尊重、礼貌……；网络游戏社区隐性的‘正常’行为准则；以及在临时或随意群聊中制造欢乐气氛”。尽管布洛马特是近些年才提出这些观点，但实际上这些内容一直是数字媒体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上述内容对于理解这些即时言语社区的构成，以及对其进行的本地化和临时化管理非常关键，但我们还需关注那些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与技术相关的政治经济活动，正是这些活动使得此类即时社区成为可能并推动其发展。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强力支持重新关注宏观层面的机构，从语言政策1.0和2.0中借鉴方法和吸取教训，开展相关研究。因此，在不断进步和吸取此前有益经验的前提下，我认为应关注以下问题：

• 哪些/谁的语言问题得到了预测和解决，哪些/谁的没有？

• 在Web 4.0时期，哪些或哪类言语社区可以由语言使用者构成并为他们服务？哪些不能？

• 哪些类型的言语社区是为哪些语言使用者设计的？哪些又不是为他们设计的？

• 这些交际空间是如何定义、设计、管理和创建的（此处不包括单个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中的即时管理）？

• 语言使用者在进入和使用这些空间时如何得到指导？在哪些环节没有得到指导？ 

• 我们如何研究对这些虚拟空间和在线言语社区的宏观/中观管理？哪些研究是可行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亟须反思这些过程如何对我们造成影响，又如何使我们牵涉其中（从个人和专业角度）。在Web 4.0的环境中进行研究，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网络用户和语言使用者，都具备无法摆脱的网络算法身份。因此我们还应关注：

• 为研究者，我们如何在自身算法的影响下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发现了（或没有发现）什么样的言语社区和社会语言学数据？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被推送了什么样的数据？

另一个方法和伦理相关的问题，是社交媒体私有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私有社交媒体网络（如WhatsApp）与公共社交媒体网络之间（如Instagram）的界限：

• 我们如何应对越来越私人化的言语和社区？我们如何在Web 4.0中发现和访问这些内容？

回顾以往数个时期语言政策中的主体性，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语言管理、语言信念和语言实践纳入考量，并全面审视我们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关于语言管理，语言政策1.0以文献分析和描述的形式进行了明确的研究。语言信念与语言实践和管理密切相关，不过这方面的直接研究较少。语言实践则在语言普查、社会语言学调查和访谈中有所描述，这类研究的重点是对语言实践进行定量分析，以便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参考，主要在特定地理范围内进行。总体而言，对于语言政策2.0的研究比对语言政策1.0的数量少，但主要由于公司环境下条规政策相对缺乏，其重点转向了通过研究语言实践来影响语言政策。对语言政策1.0时期的主体（如学校和官方机构）的研究，从完全的定量研究转向更多的观察式质性研究以及民族志研究（见McCarty 2014），这对2.0时期以公司为主体的研究方法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例如，见Angouri 2014；Kankaannanta，Karhunen & Louhiala-Salminen 2018基于之前的语言政策1.0公司语言政策研究，对语言实践进行调查，以推断语言信念和管理实践）。语言政策3.0时期，宏观管理层面极少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见Owodally & Peeroo 2021；Berezkina 2018；Lenihan 2013；Kelly-Holmes 2013等对语言管理进行了专门研究）；相反，此类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层面（即具体交际活动）的网络虚拟民族志和以计算机为交际媒介的话语分析，通过对交际规范的研究理解语言管理。这一阶段也更加强调对语言信念的研究，即对语言实践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有时辅以访谈，有时则没有（部分案例见McMonagle et al. 2019；De Bres 2015；Leppänen & Piirainen-Marsh 2009；Ivkovic & Lotherington 2009）。

我们将主体性定义为采取行动以影响周围环境的能力。可以看到随着该领域的发展，我们对主体性的理解和定义有了很大的扩展。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主体不局限于发布语言政策的显性主体，也涉及政策的受众，以及那些以前被认为是被动执行、接受或抵制政策的人。可见过于重视政府机构（语言政策1.0）或者过于强调个体主体性（可能是语言政策3.0）都无法揭示语言政策的全貌，将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不断演变的复杂情形。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挖掘语言政策的本质以获得更加全面的理解：为什么要对语言进行管理？在何处、由何人、出于何种目的进行管理？我们需要继续探索，用海勒（Heller 2007）的话来说，那些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的交际活动，也体现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为交际活动创造条件的管理活动，以及它们所包含的自然化、一致化和人格物化过程。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语言政策1.0和2.0现在仍然存在，国家和商界依旧活跃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领域中。事实上研究的难点就在于发现所有潜在的主体——国家、公司、个人和信息自动化，在不同时间、空间上的相互关联和它们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于语言政策1.0和2.0中的相关概念批判性地加以保留，对各个时期的概念和经验加以权衡选择。比如源于种族隔离主义或国家主义时期的概念和方法对理解Web 4.0的宏观背景特别有帮助。正如彭尼库克（Pennycook 2004）所呼吁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弥合种族隔离主义者（语言政策1.0和2.0）和整合主义者（语言政策3.0和4.0）语言观念之间的差距，以及宏观和微观语言社会学之间的差距。单一途径不足以应对Web 4.0和语言政策4.0带来的挑战，我们仍需要多学科视角，将科技纳入研究范畴（例如LITHME网络）。此外我们还需要对智能技术的发展施加人为影响，以确保它能够允许个体对智能系统提出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进行批判、重塑和反思。然而正如布洛马特（Blommaert 2017）所指出的，我们似乎无法对这些过程进行思考和调查，用他的话讲，“目前几乎没有方法可以深入并直接地开展研究”。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对数字媒体空间里人的主体性，对那些管理语言使用者的直接决策或间接信息输入继续开展研究。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编排：逯琳琳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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