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蒋介石

鲁迅

当下新媒体发达，在一般读者和观众当中，其影响力远胜于传统纸媒。网络上发表的文章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不可以不加以辨析。有一篇文章广为流传，题为《为什么鲁迅不骂蒋介石？为什么蒋介石不杀鲁迅》,文章说，鲁迅喜欢骂人，往往骂得非常“刻薄”，刻薄到入木三分，但鲁迅从来不骂蒋介石。鲁迅敬佩作为“义士和刺客”的蒋介石，因为蒋为了替义兄陈其美出头，暗杀了和陈其美积怨已久的陶成章。“蒋介石也一直比较尊重和宽容知识分子”（如斥骂或批评他的熊十力、刘文典、胡适），特别“敬佩”鲁迅。1927年底，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聘请鲁迅为“特别撰述员”，每月白送他四百大洋。蒋介石还说：“这事很好。我素来很敬佩他，还想跟他见见面。”在蒋介石的关照下，国民党特务一直不敢对鲁迅下手。1936年鲁迅病故，蒋介石敬赠挽联，上书：“鲁迅先生千古。”1942年，蒋介石还派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赠送鲁迅遗孀朱安十万元法币。总之，鲁迅跟蒋介石之间始终保持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江湖之情。”上述说法，有的纯属捏造，有的似是而非，只有极个别之处稍有事实依据。网文作者采用这种真伪杂糅的手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以假乱真，使文章具有更大的诱惑力，让一些好奇心强的读者上当。

翻检2005年出版的18卷本《鲁迅全集》，直接提及蒋介石的只有一处，间接提及蒋介石的也只有一处。还有一处是无意中涉及蒋介石。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18卷本《鲁迅全集》

直接提及蒋介石姓名的一处是鲁迅1926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原信。信中谈及，当天上午，鲁迅跟语言学家沈兼士谈天，提到当年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大会。鲁迅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在这封信中，鲁迅所要表达的观点是：自然科学本身虽没有政治性，但科学为什么派别服务却带鲜明的政治性。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代表的是当时中国的进步力量，而以吴佩孚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是中国的反动势力。所以，鲁迅对北伐战争寄予很大的希望。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当时也是国民党左派中的一员。1933年4月，鲁迅将他跟许广平的通信35封公开出版，出版前将原信中的这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也反映了鲁迅对蒋介石态度的某些变化。

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占领南昌；9日中午，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由南昌车站入城，并于12月1日写白话诗一首祝《江西日报》创刊：

呀！好革命的怒潮呵！

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

竟已仗着自然的力，

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

“潮流”，

是什么？

不是绿的水，

是红的血和黑的墨。

今天我们的血，

已染红庐山的面，鄱阳湖的口。

这黑的墨，

正拌着那红的血，

向着长江的水流去。

这新诞生的《江西日报》，

就是挟着这墨的力和着那血的力，

一直冲向黄河流域去。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好革命的势力！

                                      蒋介石

          于南昌军次 十五，十二，一

北伐军攻克南京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闻讯为之振奋。他在1926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信中写道：“北伐军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确的；浙江确也独立了……”鲁迅深知当时有许多热血青年是“抱着种种的希望，死在战场上”。（《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他希望真的革命者切勿“陶醉在凯歌中”，要“永远进击。”（《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

鲁迅作品中间接涉及蒋介石的是杂文集《准风月谈》中所收的《双十怀古》。这篇杂文作于1933年10月1日。文章的特色是由鲁迅1930年10月3日至10月10日保存的八张剪报拼接而成，自己仅在三年之后写了几句小引和结语。其中“十月五日”项下有一个新闻的标题：“蒋主席电国府请大赦政治犯”。查当年报刊，是蒋介石从开封给南京国民政府发电文，拟于1931年1月1日大赦军事、政治犯，仅陈炯明、阎锡山不在此列。对于共产党人，只要其“悔过自新”，亦暂予缓刑，三年后再确定赦免。时隔三年，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犯不但有增无减，而且1933年还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鲁迅将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投寄报刊，结果被检查官抽出，可见当年“怀古”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鲁迅无意中涉及蒋介石的是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此文副标题为《中日关系的检讨》，署名徐道邻作，载于1934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主办的《外交评论》。

徐树铮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将领，曾任段祺瑞政府陆军部次长，浙沪联军总司令。他的儿子徐道邻，留学德国的法学博士。1932年任职国民政府设计委员会，所以鲁迅称之为“现代阔人的代言人”。1950年9月，蒋介石决定重刊此文，读者方知此文乃蒋介石在病榻分章口述，陈布雷笔录，而以徐道邻名义发表。蒋介石是当时徐道邻任职的设计委员会委员长，《孟子》一书中齐宣王又说过“交邻国有道”之语，所以蒋介石决定把他推到当时舆论的风口浪尖。由于蒋介石在这篇宣示“国策”的文章中仍以“剿共”为中心，对日本军国主义心存幻想，试图争取“转圜空间”，故引起鲁迅不满。

网文中所说鲁迅敬佩作为刺客的蒋介石更是一派胡言。陶成章是鲁迅的同乡好友，曾介绍鲁迅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鲁迅常回忆他用麻绳做腰带奔走革命的崇高形象。对于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陶成章的行径，鲁迅只会痛恨，岂会“敬佩”？

说蒋介石不杀鲁迅，这篇网文援引的是鲁迅之子周海婴的一段回忆。周海婴说，1992年，“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向他吐露了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鲁迅与我七十年》，第5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初版）

笔者认为，像这类口述资料，任何严肃的研究者都不会援引来作为立论依据。因为：一，口述者并未说明命令沈醉暗杀鲁迅的这位“上级”姓甚名谁，也没有说明是谁又下令让他们“撤退”。因此，无法作为蒋介石憎恨鲁迅抑或保护鲁迅的证据。二，口述者陈述的最终不杀鲁迅的理由经不起推敲。如果国民党当局执意要鲁迅性命，无非是因为鲁迅写了一批不利于当局的文章。难道国民党特务的上峰会因为鲁迅“经常在桌子上写字”：“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就会放下屠刀吗？莫非作为作家的鲁迅只有在桌面上研制炸弹或书写标语才符合沈醉的开枪条件吗？

至于鲁迅1927年被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有三百元月薪，这事跟蒋介石完全无关。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无固定职业，其时正值蔡元培就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要网罗一些学界名流，经鲁迅挚友许寿裳力荐，为鲁迅谋取了这一闲差。1932年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之后，蒋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长，由于财政困难，公务员被裁人数达三分之一，留职人员亦减薪，中央研究院经费来源枯竭，鲁迅也是被裁人员之一。但鲁迅并无怨尤，因为他白领了四年零两个月干薪，而“绝无成绩”。至于网文中蒋介石夸赞鲁迅的那些话，因无出处，故无法采信。

鲁迅是一位文学家；即使在他的杂文中，也多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少有直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论。但对于蒋介石执政期间的内外政策，鲁迅进行的批判散见于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鲁迅对于蒋介石的态度是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发生变化的。蒋介石执政之后即实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美其名曰“训政”。鲁迅在多篇杂文中描述，自蒋介石“清党”以后，捕杀的罗网即张遍全国：电刑，枪毙，斩决，暗杀，刀劈，枪刺……共产党人，“伏诛”之后还要将砍下的头颅捡到各地漫游，杀死女共产党人之后则将女尸裸呈，让人围观。这一切做法让作为深刻的人道主义者的鲁迅感到恐怖，自言被吓得目瞪口呆，原来进化论的思路因之轰毁。国民党政府在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对左翼文化也进行了文化“围剿”：查禁书刊，逮捕作家，封闭书店，删削文稿……再加上战乱频仍，自然灾害不断发生：旱灾，蝗灾，水灾……令鲁迅感到惨苦有如地狱。鲁迅生前，他的后期杂文几乎均在查禁之列，鲁迅死后，友人想早日促进《鲁迅全集》出版，多方托人跟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疏通，但《南腔北调集》《二心集》及译文《毁灭》仍被禁止，其他著作也多有删节。

国民政府在“攘内”的同时力求“安外”，宣传“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近的“不可抵抗”，远的“负弩前驱”，导致东北沦陷，华北危急，对日本军国主义束手无策，单会哀求偏袒日本的“国联”。每年一千八百万军费，四百万政费，全部如打水漂。作为爱国主义者的鲁迅对此极为不满。以上所述，虽非一一都是蒋介石亲力亲为，但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执政者，他是难辞其咎的。所以所谓“鲁迅从来不骂蒋介石”纯属虚言。鲁迅是一位讲究斗争艺术的斗士，他提倡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所以他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名道姓斥骂蒋介石，完全是无可非议的。

这篇网文只有一点接近于真实，那就是有人以蒋介石的名义赠送鲁迅遗孀朱安十万元法币。1946年2月1日朱安致许广平信中：“曾于廿四月由中央党部郑秘书长彦棻来寓，代蒋委员长馈赠法币十万元，我辞不敢受，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给我治病及贴补日用之需，即请留下，我替代谢就是了。我想郑君言之成理，也就接受了。”

鲁迅之母鲁瑞是1943年病逝的。抗战胜利之后朱安独居北京西城阜成门鲁迅故居，身患气喘、浮肿等多种疾病，生活主要靠上海许广平寄钱维持。许广平深知社会环境复杂，多次写信希望朱安爱护鲁迅名节，顾全大局，不要轻易接受捐助，朱安也复信表示“宁自苦，不愿苟取”。但郑彦棻送来的钱朱安还是照单全收了。

郑彦棻，广东佛山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任秘书。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秘书处副处长。1949年去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1967年任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1971年任秘书长。1990年去世，终年89岁。据当时报纸报道，郑彦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慰问的文化人家属不止朱安一人，背景不详，也不知蒋介石当时有什么“特殊指示”。

这篇网文所说蒋介石赠送鲁迅挽联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给鲁迅送挽联的是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挽词为“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估计孔祥熙此举有三个原因：一，1927年3月1日，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学典礼演讲，其时国民政府派实业部长孔祥熙为代表到会观礼。同年29日，广州岭南大学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十六周年，鲁迅与孔祥熙又同往讲演，会后孔祥熙请鲁迅去他家休息片刻。也就是说，他们两人曾有两面之缘。二，鲁迅治丧活动是宋庆龄领导的救国会主持的，孔祥熙此举是否同时向宋庆龄示好，不得而知。三，中国权贵自古以来以攀附文人为风雅，孔祥熙看来未能免俗。但两人并无深交，这是众所周知的。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