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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就拿如今最时兴的买房来说，不少人的首付里肯定多少有父母凑的部分吧？

不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山大学钟晓慧、香港大学何式凝两位社会学学者在人文社科重要期刊《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发表的题为《协商式亲密关系：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的论文，显示出父母与子女关系在新时代的微妙变化。

买房子，父母通常比子女更积极。

2010至2011年，钟晓慧和何式凝在广州市对一组为成年独生子女购房的中年父母做了47次深度调查，她们发现与舆论对“啃老”的描述相反，父母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啃”的受害者。相反，他们是购房的主动发起者或积极参与者。

在两位学者的调查中，14位中年父母和19位成年子女接受了采访。受访父母一致表示十分乐意为子女投资购房，其中2位是非独生子女父母。在14位受访父母中，有10位给孩子买了或正在购买住房，其中7位主动发起，其余3位积极配合；另外4位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因无力为子女购房提供帮助而感到内疚。他们甚至采用违规扩建的方式，自己掏钱出力也要给子女搭建一个独立的房间。同时，受访父母一致反对子女婚后在外租房，也不愿意资助租金。有4位父母说，他们的子女因为不希望用父母的钱曾考虑过婚后租房，但都被他们否决。两位学者发现，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是更积极介入父母-子女关系共同体建构的行动，从而培养更为日常和频密的亲情关系。

受访父母不仅提供经济资助，还积极参与整个购房过程，包括与孩子一起看楼盘、召开家庭会议商讨、找社会关系帮忙、到场签约、参与后期还贷、张罗装修和置办家具等。这些父母积极为子女购房，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可以拉近两代人的关系。当被要求评价其他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做法时，大部分人持保留态度。但当问及他们自身为孩子花钱买房后对两代关系有什么期待时，受访者普遍给出肯定和积极的回答。受访父母用“更懂事”、“更乖”、“更成熟”等词描述对子女的希望，用“开心”、“融洽”、“和睦”、“凝聚力”、“团结”描述对两代关系的期望。

不过，父母也不完全是只问付出不求回报的……

两位学者发现，父母们期待的这种亲密关系强调两代人间通过金钱与物质条件的相互支持来解决具体问题。令人意外的是，那些经济条件更好的受访父母对子女的物质回馈要求更明确，比如拥有6套住房的M妈妈要求独生子交纳租金，先后两次支持独生女买房的H爸爸强调不是给而是借。而经济条件较差的父母表现出更灵活的态度，有三个案例的父母提到，如果孩子没有能力赡养父母，他们愿意去养老院，并且用自己的养老金支付。

文章指出，尽管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但受访父母们整体上对物质尤其是金钱回馈怀有明显期待。这群父母尤其是经济和社会条件更好的父母们，没有因为收入的增加、稳定的退休金而减少对子女在物质回馈上的要求。相反，要求更高。这些父母不再需要子女提供如衣服、食物、住所和药物等基本生活物资，但期待子女帮助他们实现对生活舒适的追求，如旅游、更好的医疗保健等。因此，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父母对成年子女在经济和物质供给上的孝道期待相比，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父母们之所以强调两代人间必须相互给予金钱支持，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父母希望既增强自己未来养老的保障，也提高退休生活质量。文章分析说，受访父母对金钱的看重，不仅源于当前巨额医疗费用对个人产生的经济压力，也缘于家庭关系转变后，这些父母担忧子女日后是否愿意照顾自己。父母们也表示通过子女给钱，可以改善养老的质量。他们强调“千万不要住在一起”，最理想的居住模式是在“一碗汤的距离”内与子女比邻而居。由于家务劳动的压力和上一代的约束，他们普遍渴望“解放”，希望“出去玩”。

另一方面，不少受访父母表示，让子女交钱给自己也是为子女考虑。他们希望借此帮子女节省开销和存钱，甚至帮助打理孩子的收入以便为其积累财富。

30岁的独生女G，婚后仍将工资和存款交由父母暂时管理；L妈妈帮独生子管理家庭财政，用自己的收入补贴儿子家庭开销，让儿子有经济能力抚养下一代；M妈妈用儿子给的钱在市区黄金地带又买了一套房子，准备出租。

而经济回馈也具有象征意义。在受访父母看来，子女把钱给父母，或者父母给钱帮孩子买房，本身证明家庭关系好。金钱的数目大小、商品的价值高低，能够简单而直接地衡量和比较子女孝顺父母的程度。G妈妈比较哪位子女更孝顺的方法很简单：她的女儿不仅将存折交她保管，而且还为当时重病的父亲支付医药费和后续营养费；她同事的亲戚也生了一个女儿，却连一桶肯德基鸡翅也不愿意与父亲分享。

父母期待子女有事多跟他们协商

钟晓慧和何式凝根据这些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原因和做法，以及对未来理想的两代关系的具体描述，将独生子女父母这种对家庭亲密关系的期待定义为“协商式亲密关系”。这种关系首先强调两代人在具体问题上要互相协商、共同决策。两位学者发现，父母们非常强调“与爸爸妈妈有商有量”、“大家互相给意见和参考”、“统一意见”、“共同寻找最佳方案”。如果成年子女独自做决定和行动，父母们普遍表示不高兴，甚至难以接受。比如，一位爸爸向在场的女儿抱怨两次买房都下了订金之后才告诉他；一位独生子的妈妈则明确表示：“他不跟我们商量，他又解决不了问题……以后就算自己有钱可以独立买房，也是要跟父母商量的。”

父母之所以希望同子女事先商量，除了担心面对急速的政策变化和制度变革，子女独自决策会吃亏外，在这些大部分已经退休的父母看来，无法参与决策，甚至不被告知，是一个失去效用、被子女抛弃的标志。他们竭力希望参与家庭讨论，证明自己还有用，对子女还有价值。而子女独自决策和行动，在父母眼里意味着疏远父母，家庭关系不融洽。

而协商的前提是，父母能多为子女提供经济帮助，这比养育之恩重要——父母们这么觉得。

两位学者发现，经历过家长权威的父母一代，在处理自己与子女的关系时，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尊重子女选择的意愿和做法。在受访父母看来，尊重父母仍然是孝道的重要内容，但它是指遇事与父母商量而不隐瞒，子女对父母的尊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他们不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或者不干涉子女选择的做法，能够得到子女的尊重。他们认为父母有能力提供经济帮助，才能获取子女真正的尊重，即子女愿意跟父母沟通和商量。

两位学者认为，这种理解一定程度上同样来自于与上一代父母的关系。在很多受访父母的童年记忆中，他们的父母没有给予自己任何物质帮助，这影响了他们对父母的看法，认为比起养育之恩，能干的父母才能赢得子女的尊重，所以他们强调，物质供给对于维持双方关系、获得子女尊重的重要作用。

钟晓慧、何式凝的这一项研究表明，需要从父母一代的家庭生活经历出发，去解释他们在理解和处理家庭关系上的变化。父母为子女购房，是建立协商式亲密关系的实践过程，他们积极构建新的家庭关系，是个体化进程中一种重新嵌入社会的努力。但这样的努力是否最终能使两代人都满意，并获得两代关系稳定与平衡？她们认为这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文章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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