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书为米塞斯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首版为德文版，后于1962年翻译为英文，改名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1985年英文版再版，重新改回《自由主义》（古典意义）。
本书英文版是经济学双语阅读中级班第一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译自英文版，仅供学习交流。有些高尚的人憎恶战争，因为战争带来了死亡和痛苦。然而，不管多么赞赏他们的人道主义，当我们考虑支持和鼓吹战争的人的主张时，这些本质上基于博爱的反战论点似乎就失去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力量。后者绝不否认战争会带来痛苦和悲伤。但是，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战争，人类才能取得进步。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曾经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之后成千上万的人重复了他的话。人类在和平时期会退化。只有战争才能唤醒他休眠的才能和力量，并赋予他崇高的理想。如果废除了战争，人类将会衰退，会变得懒惰，并停滞不前。如果反战者唯一能想到的反战理由是它要求牺牲，那么，反驳战争支持者的上述论证方式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战争支持者认为，这些牺牲并非徒劳，而非常值得。如果战争真的是万物之父，那么它所要求的人类牺牲就是为了推进人类的普遍福祉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人们可能会为牺牲而惋惜，甚至会努力减少牺牲的人数，但人们没有理由要求废除战争并实现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批判支持战争的观点，与人道主义者根本不同。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前提：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才是万物之父。唯一使人类得以进步并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是社会合作。唯有劳动才是生产性的：它创造财富，从而为丰富人的内在奠定了外部基础。战争只能破坏，不能创造。战争、屠杀、破坏和毁灭是我们与丛林中掠食性野兽的共性；建设性劳动是我们人类的独有特征。自由主义者憎恶战争，不像人道主义者那样，尽管它有好处却仍然反对它，而是因为它只有害处。热爱和平的人道主义者走到强大的统治者面前，对他说：“不要发动战争，即使你能通过胜利促进自己福祉。你要高尚大度，要放弃诱人的胜利，即使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一种牺牲，意味着失去优势。”自由主义者另有想法。他确信，即使胜利的战争也是一种邪恶，对胜者仍是如此，他确信，和平始终优于战争。他不要求强者牺牲，而只希望他能意识到他真正的利益所在，并学会理解和平对他——对他这位强者，也像对弱者那样有利。当热爱和平的国家被好战的敌人攻击时，它必须抵抗，尽一切努力抵御敌人的进攻。在这种战争中，为自由和生命而战的人所表现出的英勇行为完全值得赞扬，赞颂这些战士的男儿气概和勇气也理所应当。在此，大胆、无畏和视死如归之所以值得赞扬，是因为它们服务于良好的目的。但人们犯下了错误，将这些军人的美德视为绝对的美德，视为本身就是优良的品质，而不考虑其服务的目的。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为了保持逻辑一致，同样也必须承认，强盗的大胆、无畏和视死如归也是高尚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事物本身并没有好坏。人的行为只有通过其服务的目的及所产生的后果才能判断是好是坏。即使是列奥尼达斯，如果他不是因捍卫祖国而牺牲，而是作为入侵军队的领袖，意在掠夺和平民族的自由和财产，那他也不值得我们所给予的尊敬。一旦人们理解了劳动分工带来的优势，战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危害即清晰可见。劳动分工使自给自足的个体变得依赖于同胞，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社会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或野蛮人与野蛮人之间的敌对行为，绝不会改变他们生存的经济基础。然而，在某个劳动分工的共同体成员之中，如果爆发了需要诉诸武力解决的争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专门的职能；任何人都不能再独立生活了，因为所有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支持。自给的农民在自家农场上生产他们及家人所需的一切，他们相互之间可以发动战争。但当一个村庄分裂为不同派别，铁匠在一边，而鞋匠在另一边，其中一个派别将不得不忍受缺少鞋子的痛苦，而另一个派别则缺少工具和武器。内战破坏了劳动分工，因为它迫使每个群体只能满足于自身追随者的劳动。如果一开始就认为，这种敌对行为的可能性很高，那么，劳动分工就永远不会被允许发展到一旦真的爆发战斗，有人就必须忍受匮乏的程度。只有在持久和平有保障的社会中，劳动分工的不断强化才有可能。有了这种安全保障，劳动分工才能发展。没有这样的前提条件，劳动分工就不会扩展到村庄甚至单个家庭的范围之外。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周边村庄的农民向城镇提供谷物、牲畜、牛奶和黄油，以换取城镇居民的制成品，已预设了至少在相关区域内和平是有保障的。如果劳动分工要涵盖整个国家，就要排除内战的可能性；如果要涵盖整个世界，就必须保证国家间有持久的和平。今天，每个人都会认为，像伦敦或柏林这样的现代大都市准备着对邻近乡村的居民发动战争完全没有意义。然而，过去的许多世纪里，欧洲的城镇都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并为之做了经济准备。有些城镇从一开始，就是从这个角度建造其防御工事，以求需要时，他们可以在城墙内饲养牲畜和种植谷物来支持一段时间。十九世纪初，绝大部分人类定居的世界仍然被划分为许多基本自给自足的经济区域。即使是在欧洲较为发达的地区，某个地区的需求也大多由该地区自身的生产来满足。超出紧邻周边范围的贸易相对不太重要，而且基本上只包括那些由于气候条件无法在本地生产的商品。然而，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村庄自身的生产几乎可以满足其居民的所有需求。对这些村民而言，战争引起的贸易关系干扰通常并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福利。但即便是欧洲更先进国家的居民，在战争时期也没有遭受非常严重的苦难。拿破仑一世对欧洲施加的大陆封锁，用以排除英国货物以及只能通过英国传入欧洲大陆的海外货物，即使执行得比当时更为严格，仍然不会对大陆居民造成任何明显的匮乏。当然，他们将不得不放弃咖啡和糖，棉花和棉纺织品，香料以及许多稀有木材；但那时所有这些东西在大众家庭中仅仅充当着次要的角色。国际经济关系复杂网络的发展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它们才让现代生产的广泛专业化及随之而来的技术改进成为可能。为了提供英国工人家庭所消费和渴求的各种东西，五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合作。早餐桌上的茶由日本或锡兰提供，咖啡由巴西或爪哇提供，糖由西印度群岛提供，肉由澳大利亚或阿根廷提供，棉花来自美国或埃及，皮革用的兽皮来自印度或俄罗斯，等等。为了交换这些东西，英国的商品流向世界各地，甚至进入最偏远最闭塞的村庄和农场。这种发展只有自由主义原则取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才可想象，因为人们不再严肃地认为大战会再次爆发。在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白种人之间的战争普遍被视为已是过去之事。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全然不同。自由主义的观念和纲领被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取代了。康德和冯·洪堡、边沁和科布登赞美永恒的和平，后世的代言人却不厌其烦地颂扬战争，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战争。他们的成功来得太快，其结果就是世界大战，它给我们这个时代上了现实的一课，那就是战争与劳动分工之间无法共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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