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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 | 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自由主义》序言(6)(风灵译)

风灵之声 风灵
2024-09-24

作者:米塞斯
翻译:风灵
译者注:本书为米塞斯192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首版为德文版,后于1962年翻译为英文,改名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1985年英文版再版,重新改回《自由主义》(古典意义)。
本书英文版是经济学双语阅读中级班第一期阅读材料,以下参考译文由风灵译自英文版,仅供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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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
本书的任务不可能是以理性论证之外的方式来讨论社会合作问题。但是反自由主义的根源,无法以理性的方法来谈及。这种反对并非源自理性,而是源自一种病态的心理——来自怨恨以及一种可称之为傅立叶情结(Fourier complex,以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命名)的神经衰弱疾病。
关于怨恨和嫉妒的恶意,没必要多说。一个人因某人境况更好而憎恨他到了极点,以至于愿意承受重大损失,只要那个被憎恨的人也受到伤害,这就是怨恨在起作用。许多攻击资本主义的人非常清楚,在任何其他经济制度下,他们的处境都会更差。然而,即便充分知晓这一事实,他们仍然鼓吹变革,比如社会主义变革,因为他们希望富人,他们所嫉妒的富人,也会在其中受苦。一次又一次,人们听到社会主义者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即使物质匮乏也更容易承受,因为人们知道没有人比他的邻居过得更好。
不管怎么样,怨恨还是可以通过理性论证来应对。毕竟,向充满怨恨的人说清楚,对他而言,重要的不该是让那些过得更好的同胞状况恶化,而应该是改善自己的处境,这并不太难。
要对付傅立叶情结则困难得多。这种情况涉及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一种神经症,这更多是心理学家而非立法者应该关注的问题。然而,研究现代社会问题时不能忽视这一点。不幸的是,医学界迄今几乎没有关注傅立叶情结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实际上,甚至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或其追随者,在他们神经症理论中,也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点。尽管正是精神分析为我们开辟了连贯地系统理解此类心理障碍的唯一路径。
一百万人中难有一人能实现他一生的抱负。哪怕有幸运的眷顾,人们努力的成果也远远低于他年轻时憧憬梦想的期望。计划和愿望被千千万万的障碍粉碎,而个人能力显得过于弱小,无法实现他执着于心的目标。希望的破灭、计划的挫败、面对自定任务时自身的无能,这些构成了每个人最深刻的痛苦体验,实际上,这是人的共同命运。
对于这样的体验,人们有两种反应方式。其中之一是歌德的实践智慧指出的:
你以为我应该憎恨生活,
应该逃到荒野,
因为我梦想的萌芽没有全部开花?
他的普罗米修斯在呐喊。而在“至高时刻”,浮士德认识到“终极智慧之言”:
没有人理当拥有自由或生命
除非每天重新将之赢回。
这样的意志,这样的精神,不会被任何世俗的不幸所征服。一个人如果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从不让自己被压垮,那么他就不需要在“救命谎言”(saving lie)的安慰中为受挫的自信寻求庇护。如果渴望的成功没有降临,如果命运的无常眨眼间就摧毁了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那么他只会加倍努力。他可以坦然面对灾难而不悲观绝望。
神经症患者则无法忍受生活的真实面貌。对他来说,生活太原始、太粗糙、太平凡了。为了让生活堪可承受,他不像健康人那样有勇气“不顾一切继续前进”。这与他的软弱不符。相反,他寻求幻想的庇护。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幻想“本身就是一种渴望,一种安慰”;其特点是“抵抗逻辑和现实的打击”。因此,试图仅通过充分证明其荒谬性来说服患者走出幻想远远不够。想要康复的话,患者自己必须克服幻想。他必须学会理解,为什么他不想面对真实,为什么要寻求幻想的庇护。
只有神经症理论才能解释傅立叶主义所取得的成功,傅立叶主义是严重精神错乱的大脑的疯狂产物。这里不是引用傅立叶著作来证明傅立叶精神病的地方。只有精神病学家(或者还有那些从阅读淫荡幻想的作品中获得乐趣的人)对那种描述感兴趣。然而,事实是,当马克思主义不得不离开华而不实的辩证法话术,不得不暂停对其对手的嘲笑和诽谤,要就讨论的问题做寥寥几句相关评论时,它从未提出过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不同的内容。如果没有傅立叶已作出的两个与所有经验和所有理性都相悖的假设,马克思主义同样无法构建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图景。一方面,假设生产的“物质基础”“已存在于自然界中,而无需人类的生产活动”就可得到,它极为丰富,以至于不需要节约;因此马克思主义笃信“几乎可无限增长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假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作将从“一种负担转变为一种乐趣”——实际上,它将成为“生活的首要必需品”。如果所有商品都过剩,而工作又是乐趣,那么建立丰衣足食的理想国显然是易如反掌。
马克思主义认为,凭借其“科学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的高度,它有权藐视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它自己的做法与他们别无二致。它也更喜欢让所有的障碍直接就消散在幻想的云雾中,而不是真正地移除阻挡其实现欲望的东西。
在神经症患者的生活中,“救命谎言”具有双重功能。它不仅为过去的失败提供安慰,还预示着未来的成功。在遭遇社会性失败(这是我们唯一关心的问题)时,它提供的安慰在于让人相信,他未能实现其所渴望的崇高目标,不应归咎于自己的无能,而是社会秩序的缺陷。不满的人期望通过推翻这样的社会秩序,获得现有制度未能给予他的成功。因此,试图让他明白他梦想中的乌托邦不可行,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原则之上唯一可能的社会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将是完全徒劳的。神经症患者坚持他的“救命谎言”,当他必须选择是放弃谎言还是放弃逻辑时,他宁愿牺牲逻辑。因为如果没有他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的慰藉,他将不能忍受现实的生活。那些谎言告诉他,不是他自己,而是这个世界导致了他失败;这种信念提升了他低落的自信心,并使他从折磨人的自卑感中解脱出来。
虔诚的基督徒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中延续个人的生命,那个世界更美好,尘世中排在第一的将会落到最后,而尘世中落到最后的将会排到第一。因此,同样的,对于现代人来说,社会主义已成为对抗人世苦难的灵丹妙药。但是,基督教信仰不朽、来世和复活,以此构成今生良好品行的激励,而社会主义承诺的效果截然不同。除了给予社会主义党派政治支持之外,它不会强加任何其他义务;与此同时,它却为人们升起了期望和要求。
这就是社会主义梦想的本质,所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每一个坚定支持者都期望从中得到他至今没得到的东西。社会主义学者不仅承诺所有人都富裕,还承诺每个人都在爱情中获得幸福,每个人的身心都得到充分发展,所有人都会展现出伟大的艺术和科学才能,等等。就在最近,托洛茨基在著作中声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普通人会上升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而在这个高峰之上,还会出现新的高峰。” 社会主义天堂将是完美之国,居住着完全幸福的超人。所有的社会主义文献都充满了这样的胡说。但正是这种胡说为它赢得了最多的支持者。
不能把每个患有傅立叶情结的人都送去接受心理分析治疗;患者人数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由患者自己治疗疾病外,没有其他救治方法。通过自我认知,他必须学会忍受他的命运,而不是寻找替罪羊来归咎一切,并且他必须努力理解社会合作的基本法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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