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这位“国宝级”传薪者,将让中国拥有“二十五史”!
党委宣传部新媒体中心
「师者」出品
昨晚(10月31日),《国家记忆》团队倾力打造的大型专题纪录片《传薪者》第三集《半世清史——戴逸》在央视四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一共四集的《传薪者》系列节目以哲学社会科学界德业双馨专家学者为主角,讲述了“敦煌女儿”樊锦诗、“译界泰斗”许渊冲、“半世清史”戴逸、“诗词留香”叶嘉莹这四位学者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展现了他们从青丝到华发,从国内到国外,从新中国建设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在各自的领域建功立业、开拓创新,铸造传奇的时代精神。
这集纪录片的主角,正是已经在人民大学任教治学七十年的戴逸老先生!
他为何能被任命为《清史》工程的总负责人?
3500万字的鸿篇巨著,
他如何安排编纂工作?
《清史》与传统史书,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在他的带领下,
多少清代疑案被破解?
点击下方视频,观看节目
看戴逸老先生如何
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书!
早在1961年,
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研讨活动结束后,
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就向一位35岁的年轻人
透露了自己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
正在筹备编纂《清史》的相关事宜。
而这位年轻人,
正是当时被看作史学界内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
——戴逸。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
编纂《清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启动。
四十年后,
《清史》编纂的重任再次落在戴逸的肩头。
这位满头白发的掌舵人,
在很多人早已退休的年纪重新起航。
“一个人,一辈子,一部书。”
老先生的一生
说简单,又波澜壮阔,
三起三落修清史;
说复杂,又质朴纯粹,
除史之外再无其他。
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
“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
学于斯,行于斯。
清史是我的
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我说我就像干将、莫邪,炼宝剑炼不成,我跳到火炉里去,也要炼成。”
立志于斯,遂孜孜求学
从戴秉衡到戴逸
少年戴逸(右)
铁琴铜剑楼,
是清末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首,
由于戴逸的父亲与楼主人瞿启甲是好友,
年幼的他常有机会来此博览群书。
这里珍藏着他美好的童年回忆。
那时,他还有着一个充满江南书香味道的名字
——戴秉衡。
“
我买过一部残缺的《昭明文选》,
之后依照着借来的善本,
我一字一句地抄写补齐装订。
就这样,日积月累,
到高中时,
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藏书室。
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
独处小楼之上,
青灯黄卷,咿唔讽诵,
手握彤管,朱蓝粲然。
”
1946年,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热爱,戴逸义无反顾地从已经读了两年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退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让戴逸立下了毕生研究历史的志向。
可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年轻的戴逸受到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成为了一个进步青年,寻找着救国的方法。
然而他也因此被列入黑名单并全国通缉。危急时刻,胡适的一封信救了戴逸。1948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戴逸远奔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并最终留校任教。期间在沧州,他与解放区的同志接上了头。填写表格时,接待人让他改个名字。
自此,世界上少了一个青涩书生“戴秉衡”,多了一个革命青年——“戴逸”。这个名字也从此开始伴随他度过此后的时光。
“原来叫戴秉衡,因为怕连累家人。他们要求改个名字,改个什么名字呢?改了‘逃逸’的‘逸’。”
年轻有为,铸学识才德
投身近代史研究
在北京东四大街与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
坐落着一片陈旧而奢华的宅邸,
这就是俗称“铁一号”的铁狮子胡同大院。
清初,这里是康熙帝九子允禟的居所。
民国时期,段祺瑞执政府坐镇其间。
解放后,此地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区。
在这里,戴逸潜心耕耘,
从一个年轻历史学者,
成长为清史研究领域的卓越专家。
1950年10月3日,
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
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
成为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
都是人民大学最早的专业课,
而戴逸当时负责的就是讲授党史。
青年戴逸(右)
1951年,年仅25岁的戴逸,
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史学著作
——《中国抗战史演义》。
紧接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不到而立之年的戴逸又被评为
全国第一批副教授。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增设
中国近代史学科。
戴逸回忆道,
“
我们中国历史界有个毛病,
就是厚古薄今,
老师们喜欢讲春秋战国,
好像到汉代以后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当时几乎没有老师做近代史研究,
学校就把我调过去补空缺。
”
1958年,戴逸将两年来的教学经验和潜心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为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寻找出一条整体逻辑,撰写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
此外,他还编写及参与创作了《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等专著,使人们对清朝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但是,编纂一套完整《清史》的梦想始终萦绕在他心中,从未散去。
“我就怕我身体顶不住,我已经92岁了。”
为修清史,而立至耄耋
毕生求索为清史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
清代修《明史》,前后共历时94年。
民国时期,清史馆编修了《清史稿》,
历时14年,却尚不成书,仅为书稿。
二十四史之后,
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
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最为密切,
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中国问题,
必须彻底了解清朝的统治。
”
戴逸奔走呼吁的,
正是要在《清史稿》的基础上,
新修一部能够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史”。
2002年8月,
中国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
——《清史》纂修。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最大的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
素有“清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戴逸,
被任命为这项工程的总负责人。
领衔清史纂修,戴逸要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
面对着这份重任,戴逸兴奋之余又有着一份冷静。他清楚地知道,记载在史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将流传万代,哪怕一个极小的错误,都会在后世被反复提及。为此戴逸煞费苦心,分别在上海、北京、广州、沈阳、台北,先后多次集中全国优秀人才,组织研究讨论。
那么,接下来编纂工作该如何入手?全书的结构该如何划分?应该设置哪些分支的部门?
每个部门的职能又是怎样?他为此朝思夕计,一幅幅蓝图逐渐在他的脑海中成型。
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我希望未来人们想详细了解清史,就来看我们编的这部书。”
治史七十载,涓水汇洪流
戴逸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写到:
“
我的治学,
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
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
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开始,
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
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
”
但最终,他将此生都寄托于清史研究。
秉笔直书,悬之国门。
这是戴逸毕生的愿望。
如今《清史》工程已进入尾声,
中国的“二十四史”即将正式变为“二十五史”。
中华民族能够几千年巍然屹立、薪火相传,
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密不可分。
作为一名修史者,
戴逸则用着他一生的时间,
践行着国家赋予他的重任。
“我在人民大学接受了教育,
工作在这里,成长在这里。
吴老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
他是我心中的旗帜。”
2013年12月17日,
戴逸荣膺第二届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在深情追忆老校长吴玉章先生时如是说。
“勤、苦、乐、迷”,
戴逸曾以四字向青年学生总结学术道路。
“中国的发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学,
还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道路
提供科学的建议,
提升国家软实力,
让中国由一个大国
成为硬实力、软实力都充分发展的强国。”
图文:CCTV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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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余紫萱 欣欣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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